第三節 為什麼建立WECD
一 中國的貿易結構
經濟的競爭是最平常的競爭，也是最主要的競爭方式。它貫穿著人類發展的全過程，是綜合國力最直接的表現。而經濟安全則是國家安全的基礎，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向縱深發展，確保經濟安全對保障國家安全的戰略意義越來越大，世界各國都高度重視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特別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代國際社會的主要議題之後，各國都把經濟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不斷加大保障措施，確保國家經濟安全。早在1980年日本就發布了《國家綜合安全報告》，首次提出經濟安全的概念，並將其與軍事安全並列為國家安全的組成部分。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將經濟安全置於對外政策三大支柱的首要位置，使美國傳統國家安全戰略中軍事安全、政治安全與經濟安全之間的主輔關係發生了轉變。1996年俄羅斯發布了《國家安全構想》提出，保障國家安全應把保障經濟安全放在第一位。總體來看，絕大多數國家已經突破了傳統的以軍事安全為核心的國家安全觀念，轉向了以經濟安全為主的新的國家綜合安全觀，維護經濟安全成為實現國家安全的首要任務。通常，貿易依存度與一國經濟規模呈負相關關係。根據世貿組織和國際貨幣經濟組織的數據推算，全球平均貿易依存度2003年接近45%。其中，發達國家平均水平達38.4%，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達51%。而中國從2000年開始，外貿依存度每年都以接近或超過經濟增長的速度不斷攀升，到了2005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竟高達了70%，這對中國的經濟安全造成了巨大的潛在風險。從目前中國經濟發展態勢來分析，伴隨著出口規模的擴大，我國對能源和資源性產品的進口需求急劇增加，而出口的市場又很單一，使中國經濟容易受製於國際市場和國際壟斷資本。
從中國貨物進出口的貿易結構來分析，中國的出口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是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這樣的價格使中國在國際貿易中處於不利地位。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特點是產品的價格、需求和供給彈性大，由於國外對中國產品的依賴度不高、產品可替代性強，如果中國抬高價格，進口國就會大量轉向其他國家進口。由於該類產品進入壁壘低、被高檔產品取代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引來許多國家同類產品的激烈競爭，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市場份額。如想保住這些市場，目前的主流意識是必須提高產品的技術層次，走高附加值之路，從表麵來看，出口產品品質的提高會帶來出口價格的上升，然而，由於受到技術、設備、原材料、認證、檢驗等因素的製約，出口價格上升的背後是生產成本的提高、實際受益的下降，使同量出口產品所能換回的進口的機器設備、原料等產品量有下降的趨勢，實際上導致了貿易條件的惡化，貿易收益反而下降。相反，如果中國降低價格，就會導致利潤下降，並引發貿易摩擦。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特點正好相反，價格需求和供給的彈性都低，如果國外的價格上升，我國的進口需求反應不敏感，進口不會大幅下降，對國外產品的依賴度高，如果我國限製進口，出口國可以把產品輸出到其他國家，國外產品供給受我國的進口影響比較小。這種商品價格彈性的不對稱產生了三種後果：1）價格的控製力不對稱。國外需求脆弱，國內供給脆弱，表現在中國對出口商品的價格缺乏控製力，隻能采取低價策略，而這種策略又很容易導致反傾銷的措施，使商品的定價進退維穀，有時會陷入到一種怪圈當中。2）市場的依存度、可替代性不對稱。在出口方麵，中國對國外市場的供給依賴大於其他國家對我國產品的供給依賴。3）利潤分配的不對稱。中國出口的多是低附加值、價格低的產品，容易陷入到比較利益陷阱，產生經濟發展斷層。而進口的產品是高附加值、價格高的產品，這種產品具有穩定的生產、穩定的銷售收入和利潤。因為高附加值的生產環節，反映對外貿易的真正收益，所以中國在國際貿易的國民利益分配中處於弱勢地位，國民利益存在流失的風險。加之中國是貿易大國，大量出口價格會大幅下降，大量進口價格會大幅上升，價格的大幅波動，都給我們造成巨大風險，降低了社會福利，並且產生了嚴重的後果：以出口低附加值產品、數量取勝的出口，並不代表中國在貿易過程中獲得相應的貿易利益，卻成為向中國施加貿易壓力的砝碼，將直接危及到中國國際貿易的可持續發展。
短期內這種局麵是不可能有大的改變的，同時也要明白，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的形成是有其內外因素的，這是客觀規律，我們必須尊重。從業者要不因為其技術含量低就自慚形穢，專家、學者、政府官員也不應該輕視他們，而在經濟的發展中“言必稱高科技”。（有這種苗頭，在各地區經濟發展規劃當中最熱門的詞彙是“高科、高新、高技術、高附加、創新、創造”口號式蜂擁出現，而本地的實際情況則是“調結構”。）俗話說“隻有夕陽的產品，沒有夕陽的產業”。產業與產業之間隻是社會分工不同而已，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以勞動密集型產業並不丟人，不是什麼罪過，我國是人口大國，就業的壓力長期尖銳的存在，我國應該扶持這類產業，為他們開辟更多、更好的市場才是出路。長久以來以勞動密集型出口為主的外貿是解決就業的很大的出路，中國出口占比最高的是吸收勞動力最多的紡織品等輕工產業，這是我們國家現階段的國情。雖然是“土氣”了一點，但這是國情，因此就不能小視它，它連接著農民工、就業、收入、消費、社會穩定與和諧、家庭生活的規劃、幸福指數等一係列的環節。而勞動密集型出口這麼多年在國際市場打出來的一片江山，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有很多國家在這一點也很羨慕和佩服我們。全國有1億農民在靠紡織，有2000萬職工在幹紡織。紡織與服裝行業就是這一問題的典型代表和縮影，它既是重要的民生產業，也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了重要的份額，升級是多方麵的，但不一定是以犧牲勞動力為前提的。同時外貿轉型升級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打造高新產業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關鍵是要掌握好一個“度”，如果在轉移或轉型時沒打好基礎，就會出現空心化危機，我們應該尊重市場規律，培育一個新產業一般也需要七、八年的時間，操之過急是容易摔倒的。
二 發展中國家的努力
長久以來，發展中國家一直在堅持不懈的尋求改變他們在國際經濟關係中的不平等的地位。他們的策略不外乎有這麼大致三種：一是將自身經濟與國際經濟的某些方麵分離開來（比如進口替代的戰略措施）；二是極力試圖改變當前的國際經濟秩序本身（比如反對經濟霸權和維護自身利益的措施）；三是在現行經濟體製下實施將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比如一些貿易保護的措施和加工出口貿易的措施等）；其關鍵問題是看能否在現行國際經濟中取得增長和發展，得到實惠。發展中國家所采取的措施都希望能在西方主導下的國際經濟體製中獲得更大的收益。然而，現實是在布雷頓森林體製形成的初期，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當時的一些拉美國家竭力將自身經濟發展的目標與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體製協調起來，（想法不錯），但由於美國的阻撓和自身政治經濟的貧弱使這種努力沒能變為現實：在布雷頓森林會議結束時，他們沒能在“國際複興開發銀行”（IBRD）的重建活動中獲得優先權；在哈瓦那，他們要求對自由貿易體製進行修正，要保護其幼稚產業，實行進口配額、商品協定等貿易限製，但由於《哈瓦那憲章》沒有得到批準而關貿總協定已運作起來，有關條款並沒有得到實行。之後，發展中國家改變了策略，看到無法改變現狀就轉而向內部努力，發展中國家提出了“進口替代的策略”發展多元化和工業化的政策，這種策略又因非殖民化運動和認為這個運動將帶來經濟發展的信念而加強。這一時期的主要發展戰略是“進口替代”，發展中國家通過關稅、配額控製和操縱彙率來保護當地工業，鼓勵為當地消費而生產而不是為出口而生產。當然，進口替代不是與國際經濟體製的完全隔離，為培養國內生產能力，發展中國家也支持外資的進入，結果是大量的跨國公司竟相湧入發展中國家，而處於冷戰時期，這都成為了一種變相的冷戰工具，也成為了原殖民國家與原殖民地國家保持聯係的一個方式。其結果是“進口替代”漸漸的被認為是一種失敗的方式。由於國內利益集團的遊說，關稅壁壘越來越高，進口替代戰略造就了一個沒有競爭力的工業，同時也削弱了傳統項目的出口。跳過關稅壁壘的外資被當做是對主權和發展的威脅，外援和地區的一體化也被證明不足以支撐經濟的增長。發展中國家又重新得出結論，隻有靠改變國際經濟體製而不是改變國內政策才能促進發展。隨著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取得獨立，共同的要求使大家走到一起，發展中國家在一係列的國際舞台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實質的影響有限，現實是發展中國家根本改變不了現狀，發展中國家又一次放棄了改革國際經濟體製的想法，轉而又退回到自己找出路的方麵來，這樣就走到了一個怪圈裏麵。目前，發展中國家都在各自為戰，尋找各自的發展道路。發展中國家的團結隻在聯合國裏有所作為，在國際經濟領域裏則是一盤散沙。
而長期以來西方的經濟學家一直以這樣的觀點來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灌輸：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發展中國家應利用“比較優勢”，來實行專業化的生產，要積極推進貿易自由化的政策。其次要改善國內財政體製，促進外國的投資進入，增加基礎設施和生產設備的投入。再次，發達國家的對外援助可以提供發展中國家急需的資金、技術和教育，這都將改善和刺激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形式和提供國際競爭力。具體來講，發展中國家要取消高關稅和對外資的流入限製，實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廢除不利於自由貿易的政策等等。這看起來好像很有道理，確實也迷惑了不少人的眼睛，然而發展中國家幾十年的發展實踐則證明，這套理論有著很大的危害性和欺騙性，這套理論巧妙的將它的弊端隱藏於冠冕堂皇的促進發展的策略中去，發展中國家被引誘到了用低工資的勞動成本參與到國際分工的所謂的“比較優勢”上去了，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對它的認識隻停留在表麵現象上。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隻是在低端產業，而受製於人的結果是，發展中國家隻能走削減工人工資這條路才能保住出口市場，這就落入到低效益導致削減工資，削減工資又使內需不振，內需乏力又導致更加依賴國外市場，為保住國外市場就又開始削減工資，這樣就產生新一輪的惡性循環當中去。幾輪下來發展中國家能不落後嗎？差距能不拉大嗎？實際上這種貿易並不是像西方經濟學家所宣傳的那樣是什麼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相反而是起著加大南北差距的作用，如果說是“發動機”的話，那也是對西方發達國家而言的。根據經合組織的定義（OECD）：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就是在提高實際工資的同時仍然在世界市場上保持競爭力。中國就是遵循這種比較優勢原則的典範，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果是在國際市場分工上一直被壓製在低端領域。這種能力大量過剩又造成嚴重的惡性競爭，（都說中國人好自己人間的內部競爭，可為什麼不看看這種同質化的產業在中國被大量複製，這是政策導向的結果。）中國能提高工人工資嗎？提高工資後企業還有競爭力嗎？麵對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貿易格局，中國的外貿企業受到衝擊是肯定的，所有的這些措施都是發達國家為控製別國經濟作鋪墊的，由於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多為依賴初級產品的出口，而這類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激烈導造成致他們的出口價格一直是較低的，同時發達國家的壟斷實力（發達國家的原始積累就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的積累）和發展中國家對工業品需求的增長造成發達國家工業品價格的高啟，因此在正常市場情況下，國際貿易實際上是將收入從南方轉移到了北方去的。（這是發展中國家發展了幾十年南北差距越來越大的原因，隻有一些國家參與到發達國家的加工貿易圈裏去，才出現了一批新興經濟國家，而大多數並沒有收到多少好處。）此外，按照西方經濟學家的觀點，發展中國家在發展農業和原材料等生產方麵擁有的比較優勢的專業化並沒有給其經濟的其他方麵帶來益處，反而減少了其他方麵的發展意識，而這其他方麵往往成為受別人控製的方麵，同時也占取了發展其他方麵所需的資源。另一方麵專業化所帶來的一個負麵影響是導致競爭加劇和價格的下跌，使他們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始終處在邊緣地帶，所以這個“專業化”隻不過是西方跨國公司布局全球的產業鏈中的一個中間點而已。其他方麵則受製於發達國家。發達國家通過彙回利潤、特許權和許可證等手段控製和剝削發展中國家，不受約束的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運動也帶來極大的風險，隱藏著巨大的破壞力。而發達國家的投資明顯偏重於出口，對發展中國家的國內需求並不關心，其結果是惡化了不平衡的收入分配，擠壓了當地的資本和企業的發展，也影響了當地的就業，助長了不良的生產方式（中國的例子可見一斑）。何況還有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淨資本流出的問題，由於貿易和投資導致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大舉借債，償還債務又進一步剝奪了發展中國家的財富，（當然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但這種模式很值得商榷）。發達國家的援助是用來促進貿易和投資的，但所帶來的種種限製，又使發展中國家難以接受，勉強接受又給國內埋下了許多不安定因素，到頭來也會反作用於經濟的發展。同時造成對外國資本市場的依賴，還在發展中國家內部滋生了一個買辦階層，他們與國外勢力相互勾結，也可以說是互相合作，配合了國際經濟體製利益的分配。這種模式的結果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斷拉大，2000年聯合國貿發會議的報告統計，日本東京的電話比整個非洲大陸的還要多。在當時世界最大的100家跨國公司中，隻有兩家是發展中國家的，就國際貿易、對內和對外直接投資而言，10個發達國家占世界總額分別為50%、70%和90%。全球金字塔經濟結構也越來越尖，聯合國當時所給的例子是世界上前3名首富的資產，居然超過了48個最不發達國家的GDP的總和，而且這種貧富差距還在拉大，世界人口1/5的富有者和1/5的最貧困者，以人均GNP衡量，其收入之比在1980年是30：1，到了1997年則擴大到74：1。更形象的說法是一個美國人的消費是一個印度人消費的30倍。這樣的一種差距更是導致發展中國家被排除在國際經濟的管理機製之外，所以在這種模式下發展中國家是沒有出頭之日的。現實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猶如一個在樓房裏，一個在地麵上，發達國家為了避免後來者居上，往往利用保護知識產權、技術、環境、人民的健康、安全的名義，撤掉上樓的梯子，以維護彼此間的差距。因此知識產權壁壘、技術壁壘、綠色壁壘大行其道，這些壁壘就像前些年的關稅、配額、許可證等一樣，對國際貿易具有阻礙作用。而發展中國家貧窮落後的根源是其作為世界資本主義體製的附屬關係所導致的。隻要這種關係不改變，目前的狀況就一直持續下去，在壟斷資本控製的國際市場裏，自由貿易和投資使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資產階級都可以榨取發展中國家的財富，結果是發展中國家民眾的貧困化。國際市場的這種貿易條件是不利於發展中國家，並迫使發展中國家集中於落後的生產方式，依附於這種關係，發展中國家的所謂的“比較優勢”就是要維持這種不利於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分工，加深發展中國家的落後和對發達國家的依賴。
現實的問題在於發展中國家對這種依附狀況並沒有十分清楚的認識到，相反，有些還主張利用這種依附，理由是個別國家利用這種依附獲得了進步，許多發展中國家還對發達國家抱有很大的幻想，但個案總不能代替普遍情況，個案隻有借鑒的意義，並不能推廣使用。現在的情況是這種國際經濟模式絕不是所有的發展中國家的出路所在。現實也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要求經常不理不睬，原因還在於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重要性還遠遠不夠。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與發達國家的貿易也不具有重大意義，（相反對發展中國家的意義就不一樣了，這是由發展中國家長期處在國際貿易的邊緣地區所致，這點在世貿組織裏顯得尤其明顯。）例如，對外投資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對發達國家並不是至關重要的，再者，來自發展中國家收入對發達國家也不是至關重要的。（這裏是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看作一個整體而言），總之，除石油等一些稀缺資源以外，在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國際經濟圈裏，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重要性是在下降的。即使是發達國家對某些原材料的依賴也是有限的，因為那隻是少數幾個發展中國家是這些原料的供應國，而且隨著經濟增長方式的改變，資源保護以及技術的改進和替代的出現，對原材料的消耗也在下降，對此的依賴就自然下降。由於發展中國家隻有有限的能力向發達國家提出改革現行的國際經濟秩序，再加上經濟上的不發達，認識上的不相同，政治上的不團結，使得這種局麵根本無法改變。
三 創建新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需要
廣大發展中國家由於經濟勢力的上升，使得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相應的上升，這種上升反映了國際組織內部的一種力量對比的變化。這些國際組織就成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角力的場所，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和作用的提高，已經很明顯的表現出由淺入深、從靜態到動態、從成員結構到活動結果變化的特點（包括規則和製定規則的變化）。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的提高不僅有總體的表現，比如經濟的發展，GDP的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增強，也有具體的表現，比如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組織等方麵的地位和作用的提升。目前發展中國家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一枝重要的力量，而關鍵是如何把握有利時機，找準自己的位置，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在調整和改革中不斷優化本國的產業結構，推動生產力的大幅提高。發展中國家可發揮後發優勢，利用新技術來確立本國的主導產業和發展，因為每次技術革命不僅引發產業結構的大調整，而且導致某些落後國家趕上和超過先進國家的大變動。而這也是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具體表現。目前改革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從根本上消除現有的國際貿易體製、國際金融體製領域中不合理的現象，保證發展中國家擁有真正自主的發展權，使之能夠平等的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並從全球化進程中分享到應有的權益，實質上縮小南北差距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心聲。它代表著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意願和奮鬥目標，甚至基本上代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中國一貫支持發展中國家關於建立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主張，早在1974年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鄧小平同誌就代表中國政府明確表示“熱烈讚同並堅決支持”第三世界國家提出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正義主張。1988年鄧小平在接見外賓時又一次指出：“現在需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並強調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1991年中國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把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作為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載入大會文獻。2000年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江澤民同誌代表中國政府全麵地闡述了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目標和內涵。中國政府不僅支持發展中國家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張，而且為完善和實行這一主張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貢獻。
從實際情況來看，創建新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之後，到現在一直沒有真正有作為的事情，隻是不斷的出現在發展中國家的各種宣言當中，究其原因無怪乎是實力不濟，找不到自己發展的道路，缺乏具體可操作的理念等。不過時間進入到21世紀，特別是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出現了創建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最佳時期，如果沒有這次危機，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推動也就無從談起，而具體表現就是推動以發展中國家為代表的國際貿易體係的建立，而首先是要建立以發展中國家當家作主的國際貿易組織。隻有這樣一個新的國際貿易組織才能擔當建立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國際貿易體係。首先現在國際貿易中實力的對比發生了改變，發達國家不在是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在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及歐盟在處理危機方麵的表現大家都看到了，實際的效果大家也看到了，美國和歐盟他們不是不努力，不是不想辦法，而是他們的經濟、政策、體製決定了他們所能采取的措施，而當他們的“政策失靈”、“市場失靈”之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就應該尋找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模式了，而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可借鑒的一個例子。因此就產生了創建新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現實要求，而麵對這樣一個發展新型國際經濟秩序體係的龐大課題，我們要首先選擇一個切入點，這個切入點就是建立以發展中國家當家作主的新的國際貿易組織，所以反過來，創建新的國際貿易組織是創建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需要，是創建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第一步，提綱挈領的步驟。我們的專家學者應該拿出自己的主動性來高瞻遠矚的來看待創建新型國際貿易組織在創建國際經濟新秩序當中的作用，現在思路已經打開，時機已經來臨，剩下的就是——執行！Just do it.
當然這個過程是一個漸進而複雜的過程，它必然是大國關係的調整和區域勢力的重新組合等複雜因素長期較量的結果。
四 難得的戰略機遇期
對中國而言，創建新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建立新的國際貿易組織既是拯救自己的辦法，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必由之路。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是由許多具體內容構建的，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具體到對外的經貿領域，那是怎麼也無法回避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複興不是在自己窩裏自己發展的複興，而是與世界廣泛聯係下的複興，今天的中國已經與世界緊密的聯係在一起了，中國的發展需要世界，可謂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國。所以中國也麵臨著一個難得的戰略機遇期，俗話說的好：“機遇隻偏愛有準備的頭腦”。戰略機遇期也隻厚待有戰略準備的國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發展和崛起的過程中，會有幸遇到難得的戰略機遇期，而要想在這一時期所能得到收獲，取決於該國戰略準備的質量和程度。
世界各國的崛起實踐證明，戰略機遇的價值，取決於戰略準備的質量。而中國現在所處的時期不是一般意義所說的“戰略機遇期”，而是能夠奪取世界第一的“戰略機遇期”，是非常重大的“戰略機遇期”，可以用千載難逢來形容，我們隻有做好充分的戰略準備，做出完善、優質的規劃、具體可操作指導，才能夠使宏偉的計劃變成現實的存在。
要成為世界第一，做頭號強國，是21世紀中國的目標。為這個目標奮鬥，需要充滿豪情壯誌和開拓意識。回顧曆史，世界第一，本來就是中國的傳統，頭號強國，曾經就是中國的曆史。但是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優良傳統也一度被丟失，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丟失的原因，是中國人“集體睡著了”。正如孫中山在1924年所說，中國的國家地位在近代世界“一落千丈”，“此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失去從前的民族精神，好比是睡著覺，現在要恢複民族精神，就要喚醒起來。”覺醒的中國巨龍，要再立世界第一的誌向，再做世界第一的努力，再盡世界第一的責任，再圓世界第一的夢想。（當然還必須保持冷靜和清醒的頭腦，無論是在中國革命時期還是在建設時期，我們都患過急性的“激情病”，受過挫折，吃過大虧。而現在全社會都彌漫著浮躁的情緒，保持一份冷靜和理性就顯得尤為重要。）
凡是世界上的崛起的大國，都曾有過能夠凝聚自己、影響和感召世界的大價值觀。有的國家雖然在物質財富上不是世界第一，但是在文化創造上卻是世界第一，照樣能夠舉起影響世界的文化旗幟，由此能夠對世界發揮文化引領的作用。一個民族的文化優勢、文化底蘊，是擔任世界領導國家的文化條件。中國是人類各種文化和文明傳統的博物館、集散地。中國人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古代文化，這是在世界古典文化係列中唯一沒有中斷的傳統文化；中國人集中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文化，這是在世界社會主義陷於曲折和低潮中都沒有傾覆的革命文化；中國人又是改革開放中最大規模和最成功學習吸收資本主義文化的國家，從而形成了有鮮明特色的開放文化。抓住這一難得的戰略機遇期，打破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可以改變現在我們疲於應付的局麵，也可以使我們的外貿變被動為主動，從防守轉換到進攻，進而發展成為和諧、互利的國際貿易的新格局。這顯然是一個“勇氣”大過“智慧”的選擇，“智慧”在今天的中國並不缺少，隻要我們是下定決心去做的事情，總是會有智慧做好的，而“勇氣”就不一樣了，成語“有勇有謀”為什麼把“有勇”放在前麵是有哲學辯證法的含義的。如果不能抓住機遇實現超越，上升到一個新層麵，那麼在挑戰麵前隻能是磕磕絆絆或者折戟沉沙等下一個輪回。俯瞰今朝，今天的中國，已是海納百川的大國，中國自古就有做世界領導者的優秀文化基因和文化素養。中國也有做世界第一的千年的履曆和經驗，有做領導者的曆史傳統，這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實行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絕不是幾句口號，而是要有計劃的執行，堅決的執行。此次寶貴的戰略機遇期又一次給了中國引領世界、再創輝煌的機會，中國經曆了興起——衰落——再崛起的曆練，從世界第一，到落後挨打，再到新的世界第一，中國將成為世界上領導經驗最豐富的國家，中國走上世界的領導崗位，一定是優秀的領導者。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的重大貢獻。
五 創建新的WECD
總有一種觀點認為是我們加入了世貿組織，才使得什麼什麼發展起來，才使得我們怎麼怎麼的等等，奇怪的是世貿組織充其量是一個“貿易協會”性的組織，他怎麼具體管你發展不發展，如果說真有這麼一個神奇的“貿易協會”，那麼該協會眾多的會員為什麼依然還是發展中國家，有的甚至是最不發達國家，有的已經被邊緣化，而該協會為什麼不給他們一些神奇的力量呢？我在這想反問一句：“如果不加入世貿，中國是不是就不發展了？如果沒有世貿組織，那麼是不是就沒有國際貿易了呢？如果沒有世貿組織，我們是不是吸引不了外資了，如果沒有世貿組織，我們是不是就不進行對外貿易了，如果沒有世貿組織，我們是不是就學不到國外的先進的技術和經驗了呢？”答案顯然都是否定的，沒有人會不承認這一點。有人又會說：“加入了世貿組織給中國帶來了世界500強的投資。”對此，我並不認為全是世貿組織的功勞，首先，資本是逐利的，正所謂“無利不起早”，當有10%的利潤，它們會蜂擁而至，當有100%的利潤時，它們便會拋開一切道德、法律，想盡一切辦法擠進來，所以世界500強來中國投資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結果。如果我們退出世貿，那麼世界500強在中國的投資是不是也會退出中國呢？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先了解中國，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市場，是最後一塊待開發的市場，比如汽車領域，大家都認為中國是他們發財的最後一趟末班車，各大廠家蜂擁而來，那可不管有沒有世貿組織，這是世界公認的。同時，中國也是公認的世界上最佳的投資國，所以中國是不愁吸引不來錢的，這既是我們的一個優勢，也是我們的一個武器，（很多人認識到了中國的市場是一個優勢，很少人意識到這也是一把武器。）中國目前是全球投資環境最好，外資獲利最多的地方。雖然有些外資曾轉投越南等地，但經過08年的危機，許多外資認識到越南缺乏合格熟練的勞動力，基礎設施差及效率低下等，許多外資在越南的項目要麼停工，要麼推遲，要麼收縮。2009年3月上海美國商會再度調查，打算將工廠遷出中國的公司比去年減少了一半，而一些廠家則打算重返中國。根據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UNCTAD）09年8月6日公布的對240家跨國公司有關投資前景的報告，中國仍是外國直接投資的首選目的地，其次才是美國、印度、巴西、俄羅斯。沒有世貿組織，該來的還是要來的，不該來的你請也不來，目前，有些就是來了，我們也要學會拒絕。所以世界500強顯然不會退出中國，因此我們可以明確的告訴大家吸引世界500強來中國投資的主要原因是中國，而不是世貿組織。所以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是事物的內在矛盾在起作用，是內因為主，外因為輔，這是哲學的一般規律。（很多人考試的時候都對答如流，而實際運用則一遝糊度。）所以中國的發展歸根到底是中國的內因在起作用，是中國本身的要素稟賦在起作用，這些年中國政治穩定，市場越來越大，生產要素齊全且成本低廉，基礎設施日益完善，本身具有擴大吸引外資的良好條件。再加上製度、政策、勤勞、智慧、商業機會等合力鑄成的，而加入世貿充其量算是一個外因，頂多是加入了一個談遊戲規則的圈子而已，能起一個輔助作用就已經了不起了，而把中國的發展規為加入世貿的功勞，則有點本末倒置，缺乏哲學基本常識。大家是否還記得在中國沒有加入世貿在那些年，關於是否對中國采取“最惠國待遇”的問題，美國國會是每年都要審查，但年年都能審查通過。有人說這是中國強大了，中美的經濟緊密的聯係在一起了，等等。而美國是否對中國給予“最惠國待遇”主要的原因在美國，是美國在作決定，在拍板。中國在怎麼強大，經濟在怎麼發展，在怎麼聯係，對美國來說都是外因，而起主要作用的內因則要看美國的資本家貪婪的本性有多大而已。中國再怎麼強大，也抵不過資本家貪婪的口味強大，試想一下，如果不通過“最惠國”的審議，誰的損失更大，誰會更著急。所以正是有了這種貪婪才使得對中國的審議每年都得以通過。
在中國目前的媒體上，有一種現象，隻有外國人說“好”的事，我們在敢肯定，我們才敢跟著作報道，也說“好”，外國人說“不”的事，基本上都被媒體遺忘了。在目前的理論界，也普遍存在這個認識的誤區，就是我們在做什麼基本上是以外國的言論為指導，我們在做什麼之前，大家總是會說，外國人做了沒用？歐美的國家是怎麼做的？要是人家沒做，那我們是不能做的。沒有理論依據啊！不符國際慣例啊！要不就是，做不好，領導不滿意怎麼辦？作研究，作決策以外國為中心，以領導滿意不滿意為原則。這種思維顯然是有點畸形，是被控製了，被扭曲了，沒有了自我的意識。可是我們今天的使命注定是要做一些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喊著要“創新”喊了很多年，可真正創新了什麼出來。我們要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有所創新才是的，對別人沒做過的事，我們是可以進行研究和實踐的。革命導師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說的好：“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自然科學的理論思維大家好理解，其轉化的成果大家可以看到，社會科學的已經成型的理論思維大家也能理解，大家能感覺到它的存在，不能理解的是社會科學中創新型、突破型的理論思維，因對它無法界定和衡量，所以它的價值有待評估。我們渴望有新的理論出現，可真出現了大家又都不理解，退出世貿創建新的符合全世界各國發展的貿易組織就是這一創新理論的代表，可卻並不被認可，而中國卻不乏這樣的成功案例：比如中國革命的方式“農村包圍城市”是別人沒有走過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別人沒有走過的，中國創辦經濟特區是別人沒搞過的，中國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別人沒有提過的，就連中國的“計劃生育”也是別人沒有搞過的，可是我們都搞了，而且都成功了。有意思的是，這些都發生在所謂中國處於不開放的階段，與世界的聯係並不是多麼的緊密，可那時我們有我們的思想，有我們的主見，而現在與世界的聯係緊密了，眼界也開闊了，心思也多了，可卻沒了自己的思維和主見。動輒就引用了國外的某人某言，成了別人的代言人或傳話筒。然而中國的事情注定要中國人做，隻有中國人才會真正為中國人考慮，而這點很多中國人不明白，但嘴上說的都明白，碰到“事”就不明白了，而關鍵是“事”上見。
“變則通、通則久”。發展中國家要想真正的發展壯大起來，隻有走“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之路，隻有走加大“南南合作”之路，隻有走發展中國家的區域經濟一體化之路。這是唯一的能擺脫當前不合理國際經濟秩序的出路。既然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所處的地位不同，高端低端的現狀我們改變不了，那我們可以改變高端低端之間的交流規則，既然發達國家要抽掉發展中國家向上發展的“梯子”，那我們幹脆不要這把“梯子”讓他們也下不來，對發達國家關閉資源市場和他們的產品傾銷的市場，轉而走橫向聯合的道路，也就是“南南合作”之路。可以肯定的是一個健全的社會高端、低端都是需要的，離開了高端，社會發展緩慢，可是離開了低端卻很難生存。發展中國家為什麼不在這裏做些文章呢？所有的關於國際經濟、國際市場等歸根到底是國際貿易的問題，很顯然，國際貿易與國際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和影響，貿易與戰爭也有著相關的聯係，我們必須對此要有十分清晰的認識，政治這隻無形的手一直在調控著貿易，對此我們應該深深的反思，反思我們的單純，反思我們的幼稚，反思一下我們可能有的未來。我們對國際貿易也要有真正的政治遠見，美國創建布雷頓森林體係、長期操縱美元彙率，把自己的意圖強加到各國際組織當中都給我們深刻的影響和認識，但其高瞻遠矚的策略、手段應當值得我們借鑒和效法。而國際貿易的“老巢”是世貿組織，創造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也主要體現在國際貿易的改變上，所以隻有打破它的“老巢”才能根本的解決問題。（自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都做出了重大改變的姿態，2010年4月20日中國成為世界銀行第三大股東，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裏的份額也有提升，這一切朝著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方向發展，而世貿組織仍然是頑固不化，改變它基本不可能）。以“自由貿易”自居的世貿組織，並不是真正的“自由”，世貿組織在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驅動下，迫使廣大的成員國讓出部分主權，充當著“蟻工”的角色，因此退出世貿組織也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我們要有勇氣走出這一步，創建新的世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World Economic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這雖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我們要明白這是必須要走的一步。我國現在的外貿結構與保護主義盛行的現狀注定是矛盾的，尖銳對立的。我們應該明白調結構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需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東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可以轉移到中部，也可以轉移到西部，但不可以轉移出去，不可以調整沒了。在麵對國際貿易裏盛行的保護主義，有很多人想到了“出口轉內銷”，然而外貿和內銷兩者之間是有著本質的區別，這種狀況可以用“說著容易做著難”形容，我國的外貿企業很多僅僅是產品的提供者，照單生產，相對簡單，而內銷除了是產品的提供者之外，更多的是營銷渠道、營銷策略和產品價值的提供者，況且內銷就容易嗎?內銷的市場競爭不激烈嗎?用作外貿的心態來做內銷，結果可想而知。而要做也行，但短時間裏很難做好，要做好，那該企業非下大力氣才行。而外貿內銷都做的話，那企業的運營成本非大幅上升不可，所以這些企業要權衡利弊作出裁決，這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完成的，企業要注意這一點。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我國近年來國際貿易增長雖然很快，但主要是靠勞動力的優勢取得的。而我國的對外貿易增長的效率卻在不斷的下降，包括貿易增長效率、模式及貿易增長可持續發展等方麵都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在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的2006-2007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中，中國名列第54位，比2005年下降了6位。而且，中國的全球競爭力已經連續幾年下降，我國2001年到2004年的全球競爭力國際排名分別為33,39,46,49。國家競爭力是貿易增長效率的重要指標，國家競爭力的下降說明了對外貿易增長效率的降低。造成我國對外貿易增長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麵就是我國對外貿易還是一種粗放型的增長模式。長期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的出口產品主要是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初級產品，始終處於國際分工產業鏈的低端，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都不高，貿易額的增長大部分都是純數字的增長。這是與發達國家對比而言，但與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的短板就會變成優勢了，揚長避短，發揮優勢，開辟新的市場和轉變產業結構並不矛盾，可互相補充。這兩方麵都是我們要做的。作為主要的國際貿易體係當中的受害國、受害國群體——中國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應該從汲取經驗教訓，根據現實的情況去創造新的理論和模式。我們要想發展，就要解放思想，換一種思維來看待問題，我們需要從不同的角度來審視我們麵臨的困境。當然我們還要拿出巨大的勇氣來否定一些以前的做法，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一帆風順的，都是在肯定、否定中交替前行的，隻有否定了不足之處，才有新的動力，去創新，去發展，才能有新的肯定出現。這是任何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為什麼考試的時候我們的專家學者都會做，可一旦換成了實際問題，就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就忘的一幹二淨了，別忘了，哲學可是有指導性的。現在的世貿組織就連一些西方的資本主義的專家學者都認為它過時了，對它提出了很多修改的意見，隻是出於利用掌控的目的還在使用吧了，而我們還在把它當作“聖經”，我們的主觀能動性哪裏去了，我們的思考哪裏去了，當前急需一些逆向思維來思考這些問題。是該拿出魄力來的時候了。
俗話說的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國是人口大國，就業的壓力是長期存在的，而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吸納就業人口的主要產業，它的存在關係到千家萬戶的生存狀況，關係到國家的穩定和社會消費的挖掘和提升，對我國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我們不僅不能丟掉這個產業，相反還要千方百計的把它做大做強。而這一產業是遭受反傾銷、反補貼最嚴重的產業，也是我們外貿所倚重的產業。而當我們在外貿方麵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時候，也很想拿出一些製裁方案，但在世貿組織的規則之內，總是拿不出很好的製裁措施。（有些製裁方案有時又是我們所需要的，所以就出現了這麼一個兩難的境地——在現有的外貿結構裏，一方麵外貿要依賴這些常常被別人製裁的出口，一方麵又無法有效的反製裁，因為我們要依賴某些進口。）而且這種局麵也是長期存在的，因此在對付不公正貿易的時候，我們的反擊總是綿軟無力的，而這反過來又招致了更多的貿易製裁。還是09年的美國對中國的輪胎特保案，在美國決定實施特保措施以後，一些國家紛紛跟進，對中國采取類似的保護主義措施，印度第五次發起對中國乘用車輪胎的特別調查，巴西決定對從中國進口的客運和貨運汽車子午線輪胎征收最終反傾銷稅，有效期為5年，阿根廷也決定效法美國對中國的輪胎采取類似的保護措施。而現在，誰還記得09年美國對我國的輪胎采取的特保案製裁以後，我國采取了什麼反擊措施？我國對那些跟進采取措施的國家采取了什麼反擊措施呢？我國所采取的措施對美國的經濟有多大的影響，對比美國對我國輪胎特保案的措施，我們的反擊能和他們劃等號嗎?而諸如此類的其他國家跟進的連鎖保護措施，我們又是如何有效處置呢？這就是我們的尷尬之處。而隨著歐美訴中國汽車零部件案的中國敗訴，美國訴中國限製美國文化產業案的中國敗訴，09年1月關於知識產權保護案的中國敗訴，到2011年7月5日世貿組織裁定關於中國對原材料實施的出口限製違規，我們是否該清醒清醒了吧！我們是否該認真考慮考慮這個叫WTO的組織了。世貿組織倡導可持續的發展，可中國按世貿的倡導執行可持續發展的規劃怎麼就又違反了世貿在規則了呢？事實上自2006年開始一些國家一直在世貿組織控告中國原料企業搞傾銷，比如礬土（耐火材料，也是用一點就少一點），在美國，中國國內企業就遭到很多次國外企業的傾銷控告，在這些反傾銷案件中，到2009年8月，在行業協會等機構和企業的努力下，中國也取得了一些階段性的勝利，相反大多數以中方企業被裁定征收反傾銷稅或我方承擔提價、限製出口數量而告終。而中國在迫於環境的巨大壓力和從可持續發展的考慮，對一些原料出口作了出了一些調整，完全符合世貿組織的要求，可這又違規了，而世貿此次裁定的真實意圖是什麼呢？據法新社2011年7月5日消息，世貿組織正式宣布中國對原材料實施的出口限製違規。世貿組織表示“采定”專家小組建議，爭端解決機構要求中國將其對原材料措施與世貿組織的有關責任保持一致。報道說，此次爭端涉及中國實施出口配額和關稅議題，中國是世界上鎘、黃金、銦、鐵礦石、石灰、鉛、錳、汞、鉬、磷、錫、鎢和鋅的最大的出口國。美國《華爾街日報》則一針見血的指出，如果世貿組織裁定中國的出口限製違規，將有益與鋼鐵製造商和其他工業品生產商，但更重要的是將為美國和歐盟投訴中國稀土材料的出口配額開創先例。對於這個意料之中的結果，商務部條法司負責人隻能表示遺憾，同時表示中國將根據世貿組織的有關程序要求，妥善做好本案的後續工作。在不平衡的外貿結構當中，在世貿組織的規則之內，我們所能采取的措施是有限的，而同時我們應該清楚的是調結構是長期的、艱苦的，要付出很大代價的，而且即便如此有些也是不能調的，（例如勞動密集型產業對我們的意義。）那麼我們就隻剩下一條路——退出世貿組織。關於世貿組織的本質，總而言之的講，世貿組織就是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製造者，是西方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搞經濟剝削的維護者，是西方壟斷資本擴張全球占領全球的代理人，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要想改變這種有苦難言的局麵，就先必須從打破世貿組織——資本主義剝削世界的工具，開始。我們隻有擺脫世貿規則對我國的不利限製，用新的遊戲規則去抵消舊國際貿易體製所帶來的種種不利，這樣在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國際貿易裏才能更主動的生存。需要說明的是，在這方麵我們沒什麼可指望的，而且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隻有自己救自己才是出路。其他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就是全加起來，他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沒有我們這麼全麵和廣大，而也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能有力量來對抗在現有的國際貿易體製下的發達國家，數來數去就剩我們自己了，沒有別人可以為我們出頭，如果我們自己也認為這是會被“槍打出頭鳥”的想法，而采取“韜光養晦”的辦法，漠然處之那是極端錯誤的。而相反退出世貿組織，中國照樣是世界經貿往來最活躍的地區，擺脫了世貿組織的束縛，加上一個全新的WECD，中國可以一種更積極、平和的心態與世界各國交往，我們可以帶動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一起去爭取一個新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同時樹立起一個新的主導地位，使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團結起來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有一個自己的領導集體，形成“群龍有首，眾星捧月”的勢頭，大家總結成功的經驗產生適合自己的經濟發展理論和方法，其意義則非同凡響。中國作為一個重要的新生力量，有責任、有義務去幫助發展中國家也是幫助自己去打破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而努力，以“和諧世界、和諧經貿”為主題，倡導國際貿易的民主化，創建一個新型的WECD。新的機構必將給世界各國帶來普遍的發展機會，它將更進一步促進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與聯係，造福世界各國人民的子孫後代，維護地球的可持續生存。當前最緊迫的是停止一切正在進行的世貿組織各框架內的談判，例如《政府采購協議》這將是一個讓我們占小便宜吃大虧的協議，雖然在低端領域我們有可能可以多出口一些，但在高端領域中國的民族產業將受到嚴重衝擊，生存的空間極小。與此類似的是中國目前與一些發達國家談判的所謂“自貿區”，例如中日韓的自貿區談判也應該廢止，日本提出如果建自貿區，那麼其出口到中國的高端產品就必須是零關稅，我們不能因為要多出口幾捆大蔥，就把我們的高技術企業給打壓沒了吧，或者讓這些企業自生自滅，到頭來誰劃算。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曾有句名言：財富的生產力比財富本身不知道要重要多少倍。民族產業就是財富的生產力，我們自主的高技術企業就是財富的生產力，這些生產力的發展壯大比財富本身更重要、更有意義。中日韓的自貿區一旦建成，最大的受益者是韓國，其次是日本，看看中國與日、韓的進出口商品的統計目錄，就知道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中國不僅不會受益，反而是個唯一的受害者，從日本盛氣淩人的態度來看，好像是我們在乞求他們，提醒各位不要再做轉讓技術的夢想，這回我們能不能硬氣一回，說一聲“不”。（在世貿框架內的東西，如果在世貿之外我們也可以得到的話，那世貿對我們的意義就很小了，而如果有無法替代世貿組織的東西，而又是我們所必須要的，那加入世貿的理由還是充分的，而星移鬥轉中國已不是以前的那個沒見過市麵的中國了，如果說中國現在已經羽翼豐滿還為時尚早的話，那麼中國不可阻擋的大趨勢則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現實，而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還要看我們的戰略目的是什麼，退出世貿組織，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們可以先籌建，這是未雨綢繆的先知先行，等時間成熟再退出世貿。）
2009年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年會上，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提出了一個“建立新的金融與經濟合作組織”的構想，指出這一組織應包括巴西、中國、印度、墨西哥、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等新興市場經濟體以及現有七大工業國成員在內。不過他表示，這一組織不會成為十四國集團，相反該組織將具有靈活性，成員數目不限，而且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進行演變。應該指出的是佐利克的“新構想”依然是一種換湯不換藥的做法，他雖對現在的世貿組織等感到厭倦，但還不想徹底拋棄它，還想對它重新包裝後再來利用。這與我們所想要的格格不入，我們不需要這種“換湯不換藥”做法，我們要的是一個全新的國際經濟新秩序，能夠使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在未來都有自己位置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那種依然以所謂的7個工業大國為主，外加幾個新興經濟體的做法不能使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在未來的全球化當中受益。所以無論是此前法國總統薩科齊的“呼籲”，還是佐利克的“新構想”都並沒有真正考慮發展中國家的需要，而可以肯定的是21世紀裏如果沒有廣大發展中國家廣泛參與，那這個國際組織注定是沒有生命力的，隻有把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團結在一起的國際經濟組織才是有希望的組織。不過從另一方麵來看不管是薩科齊的“呼籲”還是佐利克的“新構想”都說明了在西方國家內部也有人對世貿組織等國際機構的存在提出了疑問，對它們的發展前景感到憂慮。
中國作為亞太區域未來最大的經濟體，應該在這個新世界經濟秩序中發揮關鍵的作用，並成為改變一些遊戲規則的主導者，最起碼要增加一些改變規則的話語權。為了做到這一點，中國必須把眼光放得長遠一點，不要局限於在這個正在走向衰落的全球出口市場經濟體係，要創造一個符合發展中國家需要的可持續的貿易秩序。目前，在自己還沒有強大到可以任意改變遊戲規則的時候，就隻有等待改革的機會了，等待機會需要耐心，等待機會更需要技巧、決心和勇氣，不能幹等、坐等、死等，因為“掃帚不到，灰塵不掉。”一味的傻等，隻能會是錯失良機。我們要創造出合適的輿論環境，尋找合適的切入點，做好準備，看準時機，推出“世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它就是改變我們外貿疲於應付的切入點，是改變不合理國際經濟秩序的切入點，是把握未來廣大發展中國家自己命運的切入點。對於世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WECD）這個新生事物，中國有兩個選擇，一是退出世貿組織，馬上著手建立世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二是暫不退出，但也是要立即籌建世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考慮到現階段對於新生事物，接觸的不多，很多人接受不了，先不說國際上的反映，光國內的困難和爭論都是極大的，這首先緣於我們已經對世貿組織產生了依賴，把世貿組織看的是無比神聖，對它寄予了過高的期望。很多人會認為一旦退出世貿，我們會不會又像改革開放前那樣，顯然這是不可能的；有些人會認為退出世貿是不是我們以前的工作都白做了，實際上是以前的工作不僅不是白做反而是為以後的工作打基礎；更絕的會認為退出世貿那我們的外貿不是就完了嗎？顯然是自己把自己嚇住了，沒有入世的時候，中國不是依舊健康快速的發展嗎？“退出世貿”中國就不發展了嗎？顯然不對。而對於世貿組織，我們也清楚了，也親身參與了，也使用了世貿的規則等，其結果呢？在世貿的規則內，我們所能做的並不多，這讓我們經常處於尷尬的境地。我們一邊喊要打破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又一邊按照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條條框框來辦事，處處強調與“世貿接軌”、“按國際慣例”，請問這不是自相矛盾的嗎?這樣一來，那還如何破舊立新呢？我們退出世貿不是割裂與世界的聯係，相反我們是要更加緊密的把世界與中國聯係在一起，我們要借機在這個世界上大玩特玩一把。我們的目的是主導這種“聯係”，讓這種“聯係”更好的為我服務，更好的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服務。退出世貿是一個無奈的選擇，也是一個以退為進的策略，是一個要求改變國際貿易領域中遊戲規則的手段。“退出世貿，另起爐灶”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決策，十年裏中國、世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簡單的說中國發展壯大了，歐美開始衰落了，而世貿組織越來越成為貿易保護主義者的舞台，時代在變，我們也應該積極應變。“退出世貿，另起爐灶”是對過去工作和努力的繼承和發展，是一種自我“揚棄”，是一種進步，它實現了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必將使中國的國際經濟秩序寫下嶄新的篇章。任何事物都是在肯定與否定之間交替前進的，中國的發展過程中也屢屢實踐著這一哲學基本原理，試想如果沒有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哪裏會有改革開放的春天，如果沒有對計劃經濟“禁區”的突破，也就沒有加入世貿之說，同樣如果沒有加入世貿的十年，沒有對世貿組織深刻的觀察和了解，也就不會有“退出世貿、另起爐灶”的戰略構想。加入世貿與不加入世貿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人不是聖賢，他不可能在世貿之外就把世貿看的一清二楚的，絕不可能！隻有加入其中才能深刻的感受到其真正的世貿。而我們加入了，已經十年了，對此已經有了切身體會。所以“退出世貿、另起爐灶”雖然另類大膽但卻是有前車之鑒的，有理論基礎的，有針對性的，正如江澤民同誌所說：“實踐沒有止境，創新也沒有止境。我們要突破前人，後人也必然會突破我們。”隻要下定決心，中國一定能走出一片天地的。當然如果世貿組織的各種不公平的規則改了，那好，我們可以繼續留在世貿，如果不改，那我們堅決的退出世貿，另起爐灶。現實的情況是要世貿組織修改一些規則的可能性為零，不要提那種“有1%的希望就做99%的努力”的口號，看清事實，不要在改變世貿規則上花費一分努力，那不值，因為努力的方向錯了。發達國家采用拖延的辦法來應付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呼籲，而動輒就威脅退出貿易談判、退出世貿組織的恰恰是發達國家自己。所以中國要主張堅決退出世貿，另起爐灶，這是我們要付出百倍努力的地方，它值得我們一代又一代的人去努力奮鬥。當前國內的買辦階層是最大的阻力，在國內都沒有統一認識之前，世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是難以被其他國家所接受的，應者寥寥，畢竟大家的想法不一樣，處境不一樣，動力也不一樣，所以每個國家的實力及對未來的打算也不一樣，能力各不一樣。所以我們不能急躁，不能強求，應該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來促進世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發展建設，以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為主，現階段允許既是世貿組織成員加入，也允許不是世貿組織成員加入，允許一個成員參加多個組織，讓這些國家有更多的騎牆觀望的機會，讓他們比較不同的貿易組織，不同的理念，不同的運作模式，在這種諸多不同之下，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同作用，產生不同的影響。中國的學者應積極與世界各國的專家、學者參與到各國內部體製和政策之間的協同一致的國際討論，抵製單方麵將某成員國的體製與政策強加於人的傾向，這樣才能有自己的聲音，也隻有這樣才能逐步真正的參與到21世紀國際經濟遊戲規則的製定與研討之中，我們要聯合一些有影響力的新興地區國家，讓大家以共同的利益為基礎，形成新的聯合體，賦予這個聯合體以更多的管理權、決策權，調動發展中國家參與世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WECD）的積極性，使他們主動的進來，使之真正成為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貿易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