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還更進一步教授一種理知誠實的方法。他單單是說：“拿也如同可以證明我相信別的東西為合理的那種種證據來，那麼我就相信人的不朽了。向我說類比和或能是說無用的。我說我相信倒轉平方律時，我是知道我意何所指的，我必不把我的生命和希望放在較弱的信證上。”赫胥黎也曾說過，“一個人生命中最神聖的舉動，就是說出並感覺得我相信某項某項是真的。生在世上一切最大的賞，一切最重要的罰，都是係在這個舉動上”。
人生最神聖的責任是努力思想得好，我就是從杜威教授學來的。或思想得不精，或思想而不嚴格的到它的前因後果，接受現成的整塊的概念以為思想的前提，而於不知不覺間受其個人的影響，或多把個人的觀念由造成結果而加以測驗，在理知上都是沒有責任心的。真理的一切最大的發現，曆史上一切最大的災禍，都有賴於此。
杜威給了我們一種思想的哲學，以思想為一種藝術，為一種技術。在《思維術》（How to Think）和《實驗邏輯論文集》（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裏麵，他製出這項技術。我察出不但於實驗科學上的發明為然，即於曆史科學上最佳的探討，內容的詳定，文字的改造，及高等的批評等也是如此。在這種種境域內，曾由同是這個技術而得到最佳的結果。這個技術主體上是具有大膽提出假設，加上誠懇留意於製裁與證實。這個實驗的思想技術，堪當創造的智力這個名稱，因其在運用想象機智以尋求證據，做成實驗上，和在自思想有成就的結實所發出滿意的結果上，實實在在是有創造性的。
奇怪之極，這種功利主義的邏輯竟使我變成了一個做曆史探討工作的人。我曾用進化的方法去思想，而這種有進化性的思想習慣，就做了我此後在思想史及文學工作上的成功之鑰。尤更奇怪的，這個曆史的思想方法並沒有使我成為一個守舊的人，而時常是進步的人。例如，我在中國對於文學革命的辯論，全是根據無可否認的曆史進化的事實，且一向都非我的對方所能答複得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