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縱的方麵，我想打破“當代”、“現代”、“近代”幾種時限。在北京人的生活領域內，不論今天昨天，甚至前天和明天。需要寫到哪兒就寫到那兒。今天的北京是昨天的北京的繼續、延長和蛻變來的，今天的“果”，往往是昨天、前天種下的“因”。城市和人都是曆史的產物、曆史的存在。不說清昨天也難講明白今天。硬把北京城和北京人隔斷成幾個片斷來寫，不一定有助於全麵了解我們生活的變化規律和發展趨向。
在這試驗中，我還注重一條，把當寫，不當“政府公報”和“學習文件”寫。當寫，就要重視它的審美作用。注意他的可讀性。注重娛樂性、趣味性（要使讀者在娛樂中得到好處，要承認正當的娛樂本身就是一種好處）。同時又使讀者增長一點生活或曆史知識，受到一點思想教育。
的娛樂作用，首先在於它是一個審美過程。生活的美是多方麵的，民風、習俗、人情、世相，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曆史觀的指導下進行研究，皆有美的因素可拮取，可提煉。藝術地再現社會生活的各種場景，開闊一下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的眼界，為曆史教科書作點注腳和插圖，為民俗學、風俗史提供一點研究資料，也會豐富的樣式和趣味，這是我的一點小小的試驗計劃，一點設想。
上邊說的各種設想，在這一係列中，各篇側重的方麵並不完全一樣。《煙壺》較多地側重了清末時期眾生世相，《煙壺》本來計劃也是寫今天的生活的。在深入研究人和事的曆史依據時，推上去了八十年，本來上是作序言的部分，意外地寫成了正文。而原來要寫的正文，隻有以後作為續篇去寫了，能否寫成尚不敢說。
上邊談的，全是我自己的主觀設想，在作品中是否體現出來了，體現出來多少，要由讀者去作客觀、公正的評判。不該由我來費唇舌。時間是最嚴厲的審判官，這點探索，到底有無可取處，怕要過幾年才能得出結論來。
鄧友梅
1984年4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