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99 1 年底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已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全稱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簡稱俄聯邦或俄羅斯。蘇聯解體對原有的經濟運行機製及模式衝擊很大，俄羅斯開始了全新的轉型過程。這次轉型是從1 986 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俄羅斯經濟改革為起點的。讓我們對戈爾巴喬夫及其改革作以全麵分析與評價，並著重分析一下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與蘇聯解體的關係。
1 98 5年，54 歲的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並開始改革。頭兩年勢頭很猛，19 85—198 7 年國內改革氣氛十分活躍，他的改革成果已引起國際關注。尤其是在蘇共二十七大上，他提出要恢複列寧關於糧食稅的思想，並從大中企業入手，加速改革步伐。人們認為，如果戈爾巴喬夫能采取穩妥步驟，使改革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想接軌，那麼就不會出現今天這種解體局麵。可惜的是，戈爾巴喬夫沒有這種戰略素質，瞻前顧後，左右搖擺，斷送了改革的大好前程，自己也斷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眾人也指責他是聯盟解體的罪魁禍首。改革初期，他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紅極一時；改革中間，他主意不定，優柔寡斷，遭人唾棄；改革後期，他步入歧途，體製改革之舟翻覆車越軌。他的政治威望一落千丈。在蘇聯解體後，羅斯托夫市的一位黨員寫了一篇十分精彩的文章。文中說戈爾巴喬夫是人類曆史上罕見的總統：作為總統，他背叛了國家；作為領袖，他背叛了人民；作為總書記，他背叛了共產黨；作為最高統帥，他背叛了武裝部隊；作為一個人，他背叛了所有朋友。文章最後結論是：“他是一個孤家寡人，是遭社會唾棄的一具政治僵屍。”但下台後的戈爾巴喬夫仍不甘心失敗，他時而怨恨不已，牢騷不斷，時而雄心勃勃，伺機東山再起。1 99 2 年 3 月 3 日，他自籌資金，成立了一個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研究和預測俄羅斯社會政治經濟形勢。大多數人對他的基金會嗤之以鼻，認為他再也不會有什麼作為。1 99 2 年3 月他出訪德國，在慕尼黑發表了枟從專製走向民主枠的演講，引起了俄國內輿論的反感。1 992 年5 月時他還訪問過美國，四處遊說。美國一家報紙報道了他的行蹤，文章的標題是枟戈爾巴喬夫：資本主義的工具枠。就在戈爾巴喬夫在國外到處講演時，俄羅斯國內組建起了一個“公眾調查戈爾巴喬夫委員會”，他們以“大量文件及國際法專家的結論”為依據，得出了戈爾巴喬夫在任職期間違背誓言，違反憲法和法律，給人民和國家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該委員會向俄檢察長對戈氏提出刑事起訴，並要求將他交付法庭審判，還追究他在“八一九”事件中所起的壞作用。總之，下台的戈爾巴喬夫眾叛親離，十分狼狽。
但是我們應從曆史學角度來評判他，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也不能搞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老一套。戈爾巴喬夫在執政初期確實為國家做了些大事。至少有兩點可以肯定：一是他結束了冷戰局麵，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二是他把蘇聯經濟從軍事軌道上拉了出來，使蘇聯社會沿著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文化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這兩條應該說是符合世界潮流的，順應了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當代世界的走勢。在當今世界上能改變世界格局的人不多。要害是戈爾巴喬夫政治素質太低，對解決國內改革全方位的難題無能為力，他隻能應付表麵上的眼前的事變，而不能統籌戰略全局，也拿不出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全方位國策。前幾年對他十分忠心的衛隊長、前克格勃將軍符· 麥德維傑夫在枟新時代枠雜誌上撰文，稱他是個“陽奉陰違之輩”，“他說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正是他的素質斷送了他的政治生命。戈爾巴喬夫正好集中了國家領導人人才素質的負麵因素，才走上了自我斷送的絕路。他對蘇聯解體及蘇共瓦解負有一定的曆史責任。
從改革戰略看，戈爾巴喬夫改革最大失誤在突破口的選擇上。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改革思路比較正確：一從農業入手，二從物價入手，三從企業入手。“新官上任三把火。”應該說，戈爾巴喬夫這三把火燒得好。農業是經濟的基礎，無農不穩，中國改革就是從農業開始的。蘇聯70 年中曆屆改革者也都從農業入手。但是農業改革是個大工程，時間短看不出效果。改革物價勢在必行，因為蘇聯物價遠離價值，但物價改革又容易引起市場混亂；從企業改革入手，調整企業領導班子，又衝撞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引起了一大堆官僚們的反對。這樣改革不到兩年，黨內就出現了以利加喬夫為首的反對派，使戈氏改革陷入困境。
蘇聯維護官僚極權製的力量相當強大，從沙俄時代算起，曆代改革者都沒有好下場。在蘇聯70 年發展中，官僚特權問題不但沒解決，反而愈演愈烈。由於複雜的因素，長期以來，蘇聯很難把一些真正人才分流到各級領導層中去，各級領導多為二三流人才。還有許多是依靠關係爬上去的。年齡老化、知識淡化、思想頹化，舊體製鑄造出一批“政治靠文件，經濟靠指令”式的幹部隊伍。國際戰略專家認為：自上而下的縱向經濟結構容易產生和滋養官僚階層。這些人即不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也不懂得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他們根本不把黨和國家利益放在眼裏，也不關心改革大業的成敗。這批人應該看成是蘇聯瓦解及聯盟解體的禍根子。他們破壞了改革，從而使蘇共和蘇聯徹底垮台。
當反對派成了氣候之後，戈爾巴喬夫又放棄了抓農業、抓企業、抓物價的策略，轉向從政治改革入手。這個時間大約是1 98 7年。也就是說，從19 87 年起戈爾巴喬夫改革逐步變味了。他打出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提出了“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會主義”的口號，什麼話都可以說，什麼人都可以批判，什麼樣的組織都可以成立。盡管戈爾巴喬夫提出改革先讓人放開口說話有一定道理，但是他卻在這個關鍵問題上犯上戰略性的錯誤，使蘇聯改革走入歧途。
眾所周知，在世界各國的發展道路上經濟是主航道，蘇聯致命的問題是經濟結構病。但戈爾巴喬夫偏離了這一改革主路線——農業和企業，卻在民主社會主義山溝裏打遊擊，顯然是南轅北轍，頭痛醫腳。況且，他的“民主與自由”是一種脫離實際的政策，造成改革過程中連續的失策、失誤、失控，社會一片混亂，最終造成一種不可收拾、無法挽救的悲慘局麵。
早在19 88 年2 月，捷克出生的美國經濟學家簡· 瓦羅斯就曾指出，戈爾巴喬夫的致命錯誤就在於他沒有頂住利加喬夫這類傳統勢力的壓力，沒有把農業改革放在重要位置上，進而犯了某種關鍵性的戰略錯誤，從而把改革大業拖入危險之中。瓦羅斯還講，農業改革會立竿見影。受政府政策鼓勵，農民一年內就能把新鮮水果、蔬菜擺滿貨架，兩年內就能把雞、鴨、魚肉擺滿市場。戈爾巴喬夫喪失了這個機會。
戈爾巴喬夫從以經濟為中心轉變至以政治為中心的改革思想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論與說法，這些觀點集中在他寫的枟改革與新思維枠一書裏。他的主觀目的是先用政治改革來喚起蘇聯人民生機勃勃的創造熱情及大無畏的勇氣，使蘇聯從停滯、僵化狀態中解脫出來，然後再解決經濟問題。當時美國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斯蒂易· 科恩就講過：“戈爾巴喬夫確實激發了蘇聯社會新的活力，但這將會給蘇聯社會帶來重大的政治後果。”事實驗證了科恩的預見。在戈爾巴喬夫的民主社會主義旗幟下，到蘇聯劇變前夕，全蘇卷入各種政治組織的人數達250 萬，出現了45 個大的政治組織，其中激進派組織僅占 2%，但他們卻控製著40%的輿論工具。他們不是推進改革的有效力量，而是社會不安定的動亂因素，他們時而極“左”，時而極右。曆史教訓一再證明，極“左”極右思想是互相反彈的，他們不僅重創社會的精神路線，而且也在摧毀著社會的物質基礎。
世界曆史證明，向市場經濟過渡是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西方至少用了兩個多世紀的時間。據美國枟紐約時報枠估計，蘇聯東歐私有化進程至少要10 0 年。但是在劇變前蘇聯經濟學界有人提出“五百天計劃”，試圖通過50 0 天奮鬥就能完成向私有化過渡，由於該計劃係空中樓閣，最後胎死腹中。他們急如星火般地奔向市場經濟，他們還沒有認識到構建市場經濟的長期性及複雜性。
在國內外各種思潮合流影響下，計劃經濟被蘇聯公民看成是“萬惡之源”，而市場經濟被看成是靈丹妙藥。計劃經濟體製及聯盟之間正常經濟聯係一下子雪崩式的被摧垮了，而市場經濟框架一時又搭建不起來，蘇聯經濟成了一座空中樓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既瓦解了計劃經濟，又沒建起市場經濟。最後使蘇聯陷入自己瓦解自己的結局，埋下聯盟解體的根子。經濟一片混亂，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現在讓我們看看蘇聯是如何瓦解的，再看看戈爾巴喬夫是怎樣在政治上自己打倒自己的。從1988 年起到1991 年年底這3 年中，戈爾巴喬夫把蘇聯改革之車開進了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好像陷入泥潭，再也沒有開出來，直到翻車。也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3 年裏，他們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辯論政治是非上了，而不再關注經濟改革，放棄了經濟改革這一主旋律。他們甚至翻出曆史老賬，糾纏不休，把政治改革也引入了歧途，造成了蘇聯解體的嚴重後果。
在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國是資本主義世界中最落後的一個國家，它是通過政治突破方式建立起工農新政權的。在這類國家裏，即政治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裏，由於各種曆史原因，人民群眾沒有經過民主訓練，再加上農民占多數，莊稼漢隻求溫飽，不求民主。因此，在它的生命全過程中必須始終強化中央政治總攬權，牢牢把握國家發展的總的戰略全局。西方一些專家也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隻要充滿活力，並且與廣大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係，是任何手段也無法戰勝的。作為黨的總書記，戈爾巴喬夫通過三個步驟把一個擁有近1 900 萬黨員的蘇聯共產黨打倒了。蘇共在政治上的失敗和垮台就造成了嚴重後果。
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自我打倒的第一步就是關於斯大林的評價問題。這一步是從戈爾巴喬夫慶祝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報告開始的（1987年 11 月）。它確定了蘇聯改革的新構想：改革的構想是否定斯大林體製，否定原體製必然涉及這個體製創建人斯大林，因為斯大林是這個體製的化身與象征。其實，從批判斯大林入手推動改革，已不是新東西了。30 多年前赫魯曉夫就這樣幹過。50 年代改革初期，赫魯曉夫就調動過所有輿論工具攻擊斯大林，借以鼓動起人們的政治熱情，為改革鳴鑼開道。當他的改革控製不住局麵時，赫魯曉夫又歌頌斯大林，借以穩住陣腳，控製局勢，這似乎是鳴金收兵。當戈爾巴喬夫改革遭到阻力時，他也步赫魯曉夫後塵，走上了反斯大林的道路。1 98 7 年 11月1 日枟改革與新思維枠一書出版，他提出了政治上多元化及公開性原則。不怕揭瘡疤。他提出一切都公開，國家政治以後不再有隱蔽地帶。1 1 月 7 日，他發表慶祝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長篇講演，其中一節專門講曆史人物的評價問題。他明確指出：“斯大林的個性是極其矛盾的。據我們所掌握的材料，斯大林及其周圍的人在大規模鎮壓和違法現象中對人民所犯的過錯是巨大的和不可原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