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在把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變成實踐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到底有哪些經驗可以肯定；列寧主義有哪些思想成果是可以汲取、可以繼承的；列寧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精髓到底是什麼，這些都值得我們認真去總結。我們不能把蘇聯解體的悲劇以及俄羅斯十年激進改革的失誤都看成是20世紀社會主義的失敗與終結。我們應該好好地反思一下20 世紀人類史上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總結其經驗和教訓，沿著我們自己選擇的道路前進。我們認為以下幾個要點最能反映列寧社會主義思想的本質，也能幫助我們深層次地理解蘇聯70年發展道路及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價值與意義：
第一，生產力發展是社會主義的第一要素。衡量一種社會製度的好壞標準主要有兩個：一個要看它是否能推動生產力迅速發展，二看人民生活是否真正改善。列寧曾明確說過，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20 世紀社會主義都是在經濟落後的國家首先取得勝利的。其意義在於向世人展示，在一個沒有剝削的、以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裏，同樣可以實現生產力的迅猛發展。俄國在十月革命後，徹底拋棄了西方舊有的發展道路，尋求邁向現代化的新途徑。它與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它既不依靠對外掠奪，也不靠對內剝削，而是依靠艱苦的內部積累來籌集資金搞現代化；它把大宗的生產資料掌握在國家手中，消除了私人或財團控製國家經濟、影響國家政治的諸多弊病。此外它還提倡按勞分配、主張社會福利、實現社會平等、反對兩極分化、主張共同富裕等等。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突破。隻要把發展生產力放在突出地位，全心全意抓經濟，一心一意搞建設，社會主義仍將會具有活力和優越性。列寧當年曾提出過一個公式，非常有名：蘇維埃政權+普魯士鐵路秩序+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 +美國的教育 =完全的社會主義。可見列寧當年正是從科學技術、經濟管理、文化教育、交通運輸等方麵來理解社會主義的。這就是說社會主義不僅是一種先進的政治製度，而且更應該具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水平。
當然發展生產力有它自身的規律，生產關係滯後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超前給生產力發展造成的危害更大。在中俄這樣的落後國家裏，人們通過革命手段打破了舊的生產關係，調動了勞動者們的生產積極性，為生產力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道路。但是由於這些國家原先的生產力水平低下，沒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在打破舊的生產關係之後，到底要建立起什麼樣的所有製才能適用於這種轉變，這是前人所沒有預見到的。列寧曾說過：由公有製代替私有製，是共產黨人確信無疑的綱領。“當我們奪取了政權並著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我們就知道了這個道理。可是改造的形式和改造的發展速度，我們都不知道。隻有集體的經驗，隻有千百萬人的經驗，才能在這方麵給我們以決定性的指示。”但是在中俄幾十年的實踐中，理論上過高估計了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優越性，實踐上一味追求一大二公，長期找不到公有製促進生產力持續穩定發展的運行機製。斯大林把國有企業和集體農莊作為公有製的主體。鐵托在發現斯大林這一套並不適用於南斯拉夫時就堅決實施社會自治所有製，取得了重大突破與成就。中國先搞合作化，後搞人民公社。這些超前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水平嚴重脫節，造成企業沒效益，群眾沒幹勁，“公社的活兒，慢慢磨，做得多了劃不著”，這就嚴重地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直到今天，中俄在體製轉軌中，如何搞活國有企業，如何在堅持國有製條件下促進各種所有製的協調發展，人們都在不停地探索，沒有現成的答案和方法，沒有靈丹妙藥。
第二，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性。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隻有計劃經濟才能克服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才能克服資本主義周期性的危機。恩格斯說過：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的無政府主義狀態就會讓位於按照全社會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社會性的計劃調節。”可見計劃經濟是傳統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列寧在十月革命後也講過：“隻有按照一個總的大計劃進行建設，並力求合理地使用經濟資源，才配稱為社會主義。”到了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就是要在社會主義國家裏自覺地利用商品貨幣關係，在國家調節市場的基礎上實施計劃經濟。他說：“新經濟政策並不是要改變統一的國家經濟計劃，不是要超出計劃範圍，而是要改變實現計劃的辦法。”這時列寧明確提出反對那種無所不包的計劃，並認為：“現在對我們來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就等於官僚主義的空想。”列寧在經濟管理理論上的重要突破就在於他首次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結合起來了。這種結合就是一種能激發活力的經濟體製，它的活力就來源於對計劃體製下商品價值規律的認識。
事實上，計劃經濟是社會化大生產自身的客觀要求。西方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時期麵對危機苦無良策，社會一片混亂，而蘇聯計劃體製卻發揮了巨大威力，年均工業生產增長率在15%以上。這就給西方人指點了迷津，啟發了他們的思路，歐美各國都全麵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幹預，實行國家調控與自由市場並舉。這就使西方進入了很長時期的穩定發展階段。人們從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理論中都能看到國家調控和計劃體製的影響。難怪布熱津斯基把西方普遍建立與實施的以宏觀調控為主的市場經濟說成是“共產主義思想精髓的間接傳播的成果”。問題出在斯大林放棄了列寧把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的探索，把自上而下的計劃法律化、凝固化、命令化，中央下達給地方和企業的生產指標是硬杠子，完不成就要追究領導人的法律責任；企業領導人隻對上級負責，隻管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完不成上報虛假數字也得完成，否則厄運難逃。1932 年有位中央有色金屬部門的負責人看到上級下達的指標時講了一句：這些數字都是異想天開，結果到大肅反時他被處決了，罪名就是反對工業化。在這裏企業的自主權越來越少，企業資金全由國家無償下撥，利稅全都上繳，產品價格也由國家統一製定，這就形成了一種產品模式。事實上，中央製定的計劃和指標並不一定適合地方和企業的情況，計劃沒有市場變化快。蘇聯多數企業產品積壓嚴重，浪費現象十分普遍。許多企業生產指標完成得很好，卻沒掙錢，不講效益。這與西方企業按訂單生產、庫存等於零形成顯明對比。難怪在競爭中蘇聯模式敗下陣來，其中許多因素都值得我們仔細回味。這種自上而下的計劃管理，管得太多，統得過死，嚴重束縛了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缺乏充滿活力的競爭發展機製。這種計劃管理機製充滿長官意誌，經濟發展長期失衡，致使國家經濟長期處於一種僵化和半封閉狀態。
這種計劃體製的局限來源於認識上的誤區。在20 世紀社會主義的初期實踐中，人們長期認為，市場是資本主義的，而計劃是社會主義的，而且這兩者截然對立，互不相容。這樣人們就把計劃當成了目的，違背了經濟發展的規律。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誌明確說過：“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種認識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有共同點，也是指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