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這三點“教訓”，奕訁斤深知中國欲圖自強，正有良好機會。因此決定了幾點內政外交的方針。
內政方麵：設法延聘外國教官來訓練中國的軍隊，購置洋槍洋炮以充實自己的裝備。外交方麵：希望改進從前仇視洋人的態度，謹守和約，避免和外國開戰，以求爭取時間來實行國家的自強。
在滿族大臣中，奕訁斤是第一個開眼看世界的人。他的觀念和思想，與當時一班中興名臣不謀而合。從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沈葆禎、郭嵩燾，以至後來的張之洞、劉銘傳等，大都相信非效法西人不能自強。晚清時期洋務運動之勃興，便在這種情形之下蔚成風氣。於是內外一致，中樞主持有人，終於促成了中國近代化（自強運動）的實現。
而在所有這些大臣中，論地位之重要與辦洋務時間之長，無逾於李鴻章。
自同治九年八月接替曾國藩職位，以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地位綜合對外交涉及舉辦各項自強新政，李鴻章領導中國的洋務運動，曆時達25年之久。舉凡購置新式軍艦成立北洋海軍，購置新式槍炮裝備北洋陸軍，以至建立機器廠、織布局、礦務局、電報局、水師學堂、武備學堂、醫學堂、興修鐵路、籌設輪船局、建立船隊等等一切效法西洋的建設事業，先後在他手中興辦起來。
對此，李鴻章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更為中國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思想財富。
1863年，李鴻章在給恭親王奕訁斤的信中，明白寫道：
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大夫常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至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斥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縱心所欲之快……
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器廠師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虛聲恫嚇，以兵臨之。然英人所恃為攻城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長，用是凝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惟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
杜摯有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蘇子瞻曰：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為名，而恒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無及。
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這一封信，受到近代史學權威蔣廷黻先生的稱道，譽為“中國19世紀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有曆史價值的一篇文章”！毫無疑問，李鴻章是對當時的時代環境認識得最清楚的人物。他能夠成為晚清中國自強運動的領袖，並非偶然。
但這一切近代化思想的來源，大多取自上海。由於開始在上海辦洋務（此後總督直隸，仍然遙控上海的近代化進程），李鴻章的聲譽，如日中天。而正由於洋務運動的成功，他成為大清朝權勢熏天的大臣。
李鴻章的一生，從來沒有進過軍機處，但他被人稱為“合肥”，稱為相爺。清朝的官俗，如果一個人當了宰相，可以使用他家鄉的名字稱呼他。如後來袁世凱進了軍機處後，人們便可以稱呼他為“袁項城”了。晚清官稱的複雜之處是：從雍正朝起，原來的宰相官職大學士成了一個光榮的職稱，而軍機處成了實際的宰相府，但你當上了軍機大臣，隻可稱為相，隻有既是軍機大臣又是大學士，才能使用你家鄉的名字作為稱呼。而這其中的一個例外就是李鴻章。他是大學士，官任直隸總督，不是軍機大臣。但朝廷上下公認他有“首輔之尊”，就是說，他比軍機大臣還要受到慈禧太後的寵信，當然就比軍機大臣說話還要算數。因此，他又被稱為“合肥”，又可以稱為“李相”，也可稱之“李中堂”，其煊赫權勢，可見一斑。
長期以來，滿朝文武俯拜在李鴻章的麵前，簡直就像小草仰沐著太陽的光輝。
然而，如果李鴻章隻抓經濟，隻管洋務，不去參與外交就好了。那樣的話，今天的曆史學家會對他客氣得多。真不幸！李鴻章不僅要參與中國的對外交涉，而且也是中國外交方麵的領袖人物。他一生中的一切屈辱，直到今天被視為“賣國賊”，都來源於他不得不搞的外交。
“洋務”的李鴻章倍受崇敬。
“外交”的李鴻章飽嚐辛酸。
框中人？偉人？兩棲人
翻開中國近代史，每一次戰敗於西方，總有一個人，常常是談判的主持人，常常是被迫簽訂條約的人，常常是一個朝廷大臣，被曆史學家揪出來，戴上一頂賣國賊的帽子。於是，他就像過街的老鼠一樣，被人人喊打。於是，人人都成了賣國主義的討伐者，也就等於人人都成了愛國主義者。如此判定賣國與愛國界限的方法，是令人最不可思議的曆史遺產。
庚子年間，朝廷12道金牌催促，李鴻章仍遲遲滯留上海，不願北上。因為他深深地知道，此一去也，他將再次被曆史學家戴上“賣國賊”的帽子。
這足以讓一個政治家遺臭萬年的帽子，李鴻章決不願意再戴。他不願意在他的一生中臭兩次。
第一次被戴上“賣國”的帽子，是在甲午年，公曆1894年。
甲午戰爭以中國北洋水師全軍覆滅的敗績，以對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深深地留在了中國人的記憶中。整整一百年了，中國的史家和藝術家仍在不斷地重複著這個故事，總有新的發現。而且，每一次新的發現，都強烈地刺激著中國人的心。
戰爭還在進行中，李鴻章就受到了朝旨的嚴責：“以李鴻章未能迅赴戎機，日久無功，命拔去三根花翎，脫去黃馬褂，並交部嚴加議處。”
幾乎所有的朝廷大臣都一邊喊著愛國主義的口號，一邊拍著手、斜著眼，哈哈笑著瞧他的笑話。
李鴻章的一生，最痛恨的就是這些“愛國主義者”。他們在晚清時代被稱為“清流黨”，整天不幹一件實際的事情，就會上書言事。他們的一支筆橫掃千軍，他們靠一張嘴淩馭朝綱。李鴻章幾乎每幹一件實事，都會遭到這批人蜂窩彈劾。對此，他曾有過痛心疾首的論述（譯文）：
這些就會耍嘴皮子的人，不做任何實事，也不考慮事實的得失、國家的利害，隻要找到個題目，就信口開河，酣暢淋漓，一篇議論，藉此以出露頭角；而國家大事，已經叫他們阻撓了。
我們現在經曆的是一個艱難盤錯的時代，幹實事的人本來就不敢輕言建樹，隻不過責任所在，勢必不能安坐待斃而已。可你一幹事，你就有錯了。苦心孤詣，剛剛找到一條幹事的線路，稍有幾分希望，千盤百折，把事情要幹成了，那些耍嘴皮子的又來了。而且往往是群起而攻之。可那實際的事務，就半途中梗了，結果是，一件事都讓你辦不成，他們才安靜下來。唉，天下的事情，為之而後難，行之而後知，可這些耍嘴皮子的，遇事彈糾，放言高論，到弄了個盛名鼎鼎，而那些幹實際事的，除了擔當責任，被彈被糾被罷，還能得到什麼呢！
這段論述是李鴻章下野後說的。記載者言：李鴻章每說到這裏，就以足頓地，好像還有盛怒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