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26日，不過是她氣勢洶洶地與各國宣戰的第5天。就算是腦筋急轉彎，這彎子轉得也太快了點。隻有一種解釋：從董福祥軍和義和團對使館的聯合進攻而毫無戰果中，她看到了國家軍隊和義和團的“不可恃”；從端王載漪欲進宮殺光緒皇帝（25日）的極端舉動中，使她感到了“陰謀”。我們已經知道，正是在她給李鴻章發出密諭的同日，她諭令停攻使館，榮祿把寫有“停戰”“保護使館”的牌子立於使館附近的北禦河橋上。
過了3天，29日，慈禧又給各駐外使節發出電諭，說：
朝廷非不欲將此亂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間操之太促，深恐各國使館保護不及，激成大禍。亦恐直東兩省同時舉事，兩省教士教民便無遺類，所以不能不躊躇審顧者以此。
這簡直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我們已經知道：辯護歸辯護，此後的慈禧，並沒有讓自己的軍隊和義和團停止進攻使館。對一個國家的領袖來說，她的錯誤不在醺醺然於血腥味，而在她宣戰時那些嗜血的言論。她已經明白她幹了蠢事――僅僅是為了激勵民眾，便創造了一套血腥的套話。而當民眾被這些瘋狂的、刺激的言論所陶醉、所蒙蔽、所迷惑，相信必須采取最“斷然的措施”，並且當真要求采取這樣的措施時，領袖卻忽然沒有勇氣進行到底了。這時候，她該怎麼辦呢？她必須殺人，以免民眾譴責她那些關於殺人的言論言不由衷。她的行動不得不緊緊地追趕她已經說出的瘋狂的言論。這時，不是別的，不是理性，而是政治慣性、政治的引力定律在起作用：一宗死刑引起了另一宗，玩弄血腥的言詞變成了胡亂的大批殺人。絕不是需要，甚至也不是激情，更不是堅定，而恰恰是沒有勇氣違抗民意的政治家的不堅定甚至懦怯，說到頭，正是懦怯，使他們殘殺了成千上萬條生命。說來遺憾，庚子國變的曆史雖然往往被描敘成中國人民英勇卓絕的曆史，卻並不僅僅是英勇卓絕的曆史，同時也是當政者懦怯的曆史，是領袖的懦怯並不得不盲目膜拜他們自己吼出的口號的曆史！
對慈禧來說，看到自己錯了（幾乎是事件一開始便後悔不迭），卻不得不錯到底，還有一個“正當的”理由：權力！事情涉及到權力，她決不會不戰而降：權力她是死抱住不放的。不，她不想下台。她為了皇權在握，付出的代價太大，甚至犧牲了政治良心，不能不拚命反抗。因此，宣戰以來，她活似一個遊泳能手，忽而側泳，忽而仰泳，始終堅持著，不讓自己在政治水池中下沉。
至於說，慈禧是因為反對改革開放才與西方各國斷然開戰，這更是無稽之談。
應該把那些當代的影視文學甚至某些史家史書教科書所給予我們的“保守”、“落後”等慈禧太後的形象從腦海中斷然抹去。如果把中國近代化的前60年（1840-1900）分為兩個階段，那麼，前一個30年是以兩次鴉片戰爭為標誌的與西方世界“刺刀見紅”的30年，而後一個30年是開放與改革最紅火的30年，而那正好是慈禧太後執政的30年，它被史家稱為“同光中興”。正是在這後30年中，大清國引進了來自西方的除政治體製以外的一切新生事物。而引進這一切新生事物的國家最高領導人竟是反對改革和開放的――這自相矛盾的邏輯能夠站穩自己的腳跟嗎？
不，慈禧不保守，也不落後，她隻是“不得已”。開放的大門是被炮艦打開的，但畢竟也是開放；改革的步伐是被開放的形勢催動的，但畢竟也是改革。用改革、開放與保守、落後的兩極對立來定位慈禧的政治形象，是西方的話語，而後世的晚清史學，大多是對西方話語的闡釋。
遺憾的是，西方人從不懂得尊重中國當權者自己的邏輯。戊戌政變發生後，西方世界再次使用了他們自以為準確的話語――“這是保守派對改革派的勝利”――並立刻選擇了他們要支持的人：光緒皇帝。這正是慈禧太後最憤怒的事情。
這才是慈禧雖然認了錯，但還是要把反帝鬥爭進行到底的真正原因。她不夠強大，她的國家不夠強大。甚至，義和團――她終於看出來了――也靠不住了。這都不錯，但她還是要把鬥爭進行到底。憤怒使人智昏，兔子急了還咬人呢！
6月24日，宣戰後第3日，山西巡撫毓賢上了一道封奏，說的是山西教會的事情。此前10天，尚未宣戰，慈禧曾發給各地方一道密諭，命令：但遇洋人即殺之，勿使漏網！然而，毫無動靜，一查，發現陝西署撫端方、河南巡撫裕長，及蒙古各處，拿到手裏的諭旨，文字中的所有“殺”字都被改成了“保”字。據說，這件事情把軍機處嚇壞了，認為朝廷之內必有漢奸。但沒人敢把此奏聞太後。現在，毓賢的奏折又來了。大後親自批示：
我命令：凡是洋人，無論男女老幼，皆殺之無赦！以清亂源而安民心。
榮祿看到了慈禧的批示，力諫道：“殺戮婦孺，恐怕不足以揚國威？恐怕為全球所笑。而且，這於老佛爺您平日慈悲為懷的名聲有損呀。”
慈禧大笑道：“你說的不錯。但洋人要我歸政，我不過以此還他。自從道光以來，洋人在我國欺虐吾民，反客為主。現在教他們看看，究竟誰是真主人！”
於是，帶著慈禧批示的諭令，快馬飛向山西。庚子國變史上一場最血腥的屠殺開始了。
太原屠城，又一次瘋狂的跳躍
山西大屠殺發生在7月9日，由巡撫毓賢親自主持。毓賢的一生中，在政治舞台上數次瘋狂跳躍，有如雜技演員，這回是最大膽的一次，但也將是最後一次翻筋鬥。
山西本來沒有義和團。
此前一年，由於毓賢在山東巡撫任上縱容鼓舞，使義和團在山東興起。此後罷職入京，一頭紮進了端王的懷抱，軍機大臣剛毅對他尤其讚庇，說，這個國家隻有一個愛國主義者，此人就是毓賢。而大太監李蓮英也對慈禧說，“方今督撫中惟毓賢一人，可算得盡忠報國。”於是毓賢氣焰高漲，公開揚言：在義和團問題上，“朝議太無主張。”並指斥滿朝文武都是賣國主義者！
每當國家動亂之秋，慷慨激昂的愛國宣教者，從來都被視為“自己人”。毓賢，以他全麵反洋的愛國主義宣傳，終於再次得到朝廷賞識。於是，他被罷山東巡撫，但沒過多久，他便到山西再任巡撫去了。
有一則史料說，毓賢拜命之日，義和團額手相慶，都說：“這下子好了，我們可以到山西去鬧一鬧了！”毓賢上任之日，帶領著幾十名護衛軍，都是義和團的首領。從此，山西開始有了義和團的蹤跡。
上任伊始，山西平陽府教堂被義和團焚毀，知府、縣令趕緊向毓賢彙報，但在彙報材料上稱義和團為“團匪”。毓賢大怒，痛斥下屬無知，甚至要向朝廷彙報。從此，山西各府郡縣官，一律跟風，不敢說義和團一個不字。
有一封毓賢給端王載漪、軍機大臣剛毅的密函留了下來，信中說：“這外邊的事情嘛，你們就交給我毓賢做主好了。山西的洋教，一定會淨絕根株。然後，我們再幹其他的事情。我毓賢一定為你們分憂，對朝廷盡忠，對上官盡職，對地方盡力，對義民盡信，對天下後世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