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比較激進的態度所帶來的不利後果，連他的弟弟康廣仁也看到了，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說：
伯兄（按：指康有為）規模廣大，誌氣太銳，包攬太多，同誌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弟私竊深憂之。故常謂但竭力廢八股，俾民智能開，則危崖上轉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願，八股已廢，力勸伯兄宜速拂衣，雖多陳無益，且恐禍變生也。伯兄非不知之，惟常熟（按：即翁同（）告以上眷至篤，萬不可行，伯兄遂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但大變法一麵為新國之基，一麵令人民念聖主以為後圖。弟旦夕力言新舊水火，大權在後，決無成功，何必冒禍？伯兄亦非不深知，以為死生有命，非所能避……伯兄思高而性執，拘文牽義，不能破絕藩籬，至於今實無他法。
康廣仁鑒於此，曾與梁啟超商議，請李端？奏薦康有為出使日本，以避此禍，但沒有成功。梁啟超也曾勸康有為激流勇退，在給康的一封信中說：“某意以為長者當與世隔絕，但率弟子以著書為事，此外複有數人在外間說世間法，此乃第一要事。”這表明，康廣仁、梁啟超已經預感到變法阻力太大，若繼續下去，將有失敗的可能。
改革之所以難，可以說正在於是一種“權衡新舊”的運作過程。舊製度的存在是與舊勢力的利益密切相關，改革了舊的製度，也就危及了舊勢力的既得利益，除非以一種新的利益去換取他們的既得利益，而且還得使他們感到不但沒有虧本反而贏了利，否則他們就會出死力反對改革。嚴複在1889年初便對變法的難度和反對變法者的心態作過如下分析：
國家承平既久，則無論為中為外，舉凡一局一令，皆有緣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叢，則其中收利者愈眾，一朝而雲國家欲變某法，則必有某與某者所收之利，與之偕亡。爾乃構造百端，出死力以與言變法者為難矣。是故其法彌敝，則其變彌不可緩；而亦其變之彌不可緩，則其欲變彌難。蓋法之敝否，與私利之多寡成正比例，又與變之難易成正比例也。夫小人非不知變法之利國也，顧不變則通國失其公利，變則一己被其近災。公利遠而難見，近災切而可憂，則終不以之相易矣。
要想在短短的時間內，將舊製度一下子革新，顯然是不現實的。僅僅是百日維新頒布的措施，就已經引起了守舊官僚和習慣勢力的強烈反抗，如裁撤閑衙冗官詔下，引起“朝野震駭”，“人心惶惶，更有與維新諸臣不兩立之勢。”允許臣民上書，打亂了森嚴的等級秩序，被守舊官僚稱為“第一切膚之痛。”當時的《申報》說：“新政甫頒，流言競起，雖非顯行違抗，實已陰為阻撓。”改革舊的製度，需要把握時機，及時加大改革力度。但也要考慮社會的承受能力，減少變法的阻力。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加快變法的步伐、擴大維新的聲勢，既可以動員起支持變法的力量，但同時也會將反對變法的力量動員起來；後一種動員則有可能比前一種動員的效果更加顯著。當反對勢力都動員起來後，變法便會麵臨被扼殺的危機。
康、譚鋌而走險
光緒全部罷免禮部大臣，事先沒有請示慈禧，便成了向太後權力的一次示威。任命“軍機四卿”，又使軍機大臣失去了部分權力，從而引起了慈禧和權貴們的不滿。懷塔布、楊崇伊奉太後旨意先後到天津與直隸總督榮祿密謀推翻新政，京師開始流傳光緒秋季赴天津閱兵之際將發生政變的說法。9月14日，有三件事情更是引起了慈禧的疑懼，一是光緒向慈禧請求開乾清宮西邊的懋勤殿。二是執掌新建陸軍的袁世凱奉光緒旨進京陛見。這兩件事都是光緒接受康有為的建議所采取的措施，目的是通過開懋勤殿來作為議行新政的領導機關，讓康有為等人入值顧問，排斥守舊大臣的阻撓，再籠絡袁世凱來助行新政。這都涉及到慈禧和權貴所敏感的權力問題。另一件事，是日本前首相、明治維新的名臣伊藤博文來北京訪問，康有為也曾向光緒建議請伊藤博文作為變法的顧問。這一係列的事情的發生，使靠政變起家的慈禧預感到光緒有奪權的舉動。9月18日，慈禧搶先發動政變，在頤和園不動聲色地將光緒軟禁起來，剝奪了他獨立處理決定政事的權力。因光緒事先已宣布20日接見伊藤博文，大概為了不至於引起麻煩，所以在接見伊藤的第二天，慈禧才正式宣布重新臨朝。對“資產階級改革”的仇視，不如說是害怕個人權力的喪失。她的“政治水平”，最多隻有“夷夏之辨”“滿漢軫域”之類，還談不上有什麼新舊階級的認識；在她的天平上，個人權力的“私利”遠遠重於國家的“公利”；即使是屬於清王朝的“公利”，也不如她的“私利”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