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突厥守舊削弱記》中，康有為不僅記述了突厥（土耳其）因守舊而為英、俄、法侵略，淪為半殖民地的過程，而且還將突厥與中國進行比較，認為中國與突厥在落後、守舊等方麵十分相同，“中國與突厥乎，西歐久譏誚為東方兩病夫矣，其意謂未知孰先死也。今中國之形與突厥同；中國之病與突厥同。”因而突厥今天的悲慘現實，即明天中國的狀況。他提醒光緒皇帝，突厥外受列強壓迫，利權日衰，國民愁怨歎嗟，與我國同，而突厥已“革命四起，人人思易朝逐君。”清朝也是竊竊自危，惟有寄希望於光緒皇帝維新變法，以起病扶衰。
康有為所寫《波蘭分滅記》、《英國變政記》、《德國變政記》等書，其目的都是為了增加光緒皇帝進行維新變法的決心和勇氣。康有為不能說是一個曆史學家，他對世界曆史和這些國家的曆史並無任何研究，對這些國家也隻是通過一些翻譯著作和文章來了解的，既不完整，也不全麵，甚至還有不少謬誤。但問題不在於此，而在於康有為不是從研究曆史的角度來寫這些書，而是為了推動中國維新變法，為了中國救亡圖存。因而這些書可以說沒有學術價值，但不可以說沒有政治意義。對於前者不應苛求，而對後者則應予充分的估計。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評價說：“康有為所以啟沃聖心，毗讚維新者，則尤在著書進呈之一事。蓋既呈所著書皇上覽觀，恍然於變法之條理次序。”
康有為所進呈的有關各國變革的書表達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即守舊必亡，變法則強；小變、枝節的變也要亡；隻有進行全麵的變法，才能由弱達強，而全變、大變，就必須先從製度、法律變起。他盛讚了英、法等國的憲政和議會政治，並暗示在中國建立憲政的必要性。
康有為早在年初就向光緒皇帝提出請開製度局及增設十二局作為進行製度改革和領導維新變法的機構。光緒皇帝即將康有為的上疏交總理衙門複議，但總理衙門遲遲都不回複。光緒皇帝十分震怒，催促其複議。其時總理衙門大臣奕？暗將康有為開製度局的主張向慈禧太後彙報，慈禧太後認為此事萬不可行，要總理衙門對康有為的奏折加以駁斥。有了懿旨，總理衙門大臣們便有恃無恐，他們向光緒皇帝呈上的複議，對康有為的建議是逐條駁斥。光緒皇帝十分震怒，立即召總理衙門大臣中比較開明的張蔭桓詢問，並痛切地責備說：“汝等盡駁康有為之奏，難道你們不想辦一事嗎？”張蔭桓叩頭俯伏說：“此事重大，非臣等數人所能定，請再派樞臣商議。”光緒皇帝即令軍機處複議，但軍機處仍駁回。光緒皇帝怒火中燒，當即親用朱筆諭責各大臣，諭令再議。其時明定國是詔書已下，維新之議已決，但各守舊大臣因有慈禧太後撐腰，有恃無恐，暗地裏甚或公開地抗拒光緒皇帝的變法主張。各守舊大臣知光緒皇帝無權，故敢於屢次冒犯駁斥。
康有為提出在京師開十二局，在外省開民政局的主張之後，流言紛起，守舊派宣稱康有為要盡廢六部及各督撫、藩臬司道，並將張元濟所建議請廢翰林院、都察院，岑春宣所建議廢卿寺、裁局員等皆歸之於康有為，猛烈攻康。於是京師震動，外省悚驚，謠謗不可聽聞。軍機大臣都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危機感，認為，“開製度局，是廢我軍機也，我輩忤旨而已，必不可開。”軍機大臣王文韶說：“皇上其意已定，必聽康有為所言，我全駁之，則發明諭，我等無權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各軍機大臣皆有所悟，於是聽從王文韶所言而行事。
直到7月軍機處始複議，但不過是擇其末端準行而矣，關於設立製度局等仍駁斥，使康有為之折又成虛文。光緒皇帝知是太後之意，不過借廷臣反對而已，但卻無可奈何。
6-7月間，康有為先後代自己的支持者和擁護者禦史宋伯魯、楊深秀和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等人連續寫了數道奏折，陳述開製度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後他又代內閣學士起草了《請定立憲開國會折》，盛讚西方的議會製度，並建議在中國逐步仿行。他在奏折中寫道：“東西各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國會者，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也。蓋自三權鼎立之說出，以國會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總之，立定憲法，同受治焉。人主尊為神聖，不受責任，而政府代之，東西各國皆行此政體，故人君與千百萬之國民，合為一體，國安得不強？”相反中國卻“行專製政體，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國安得不弱？蓋千百萬之人，勝於數人者，自然之數矣。”康有為在此借用了當時盛行的西學源於中學說這種觀點，認為春秋改製即立憲法，“今各國所行，實得吾先聖之經義，故以致強，吾有經義，存空文而不行，故以致弱。”他建議光緒皇帝“上師堯、舜三代，外采東西強國，立行憲法，大開國會，以庶政與國民共之，行三權鼎立製，則中國之治強，可計日待也。”
請開國會的奏折呈上後，光緒皇帝頗為讚同，欲毅然實行。但大學士孫家鼐勸諫說：
“若開國會，則民有權，而君無權矣，希望皇上三思。”
光緒皇帝說道：“朕但欲救中國耳，若能有益於國民，則無權何害？”
光緒皇帝與孫家鼐的對話傳到康有為耳裏，康有為感動得流淚，對弟子們說：“大哉！聖人之言也，非有堯、舜公天下之心，禹、湯救民之意，安得有上。吾幸躬逢大聖堯舜之君敢不竭股肱心臂以死報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