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盛宣懷視為“商務之權輿”的銀行，在甲午前無一家是國人自辦的。光緒二十二年盛宣懷向朝廷遞條陳，力主開辦中國人自辦的銀行。十月八日，光緒上諭，命盛宣懷“選擇殷商，設立總董，招集股本，合為興辦，以收利權。”在盛氏的積極籌劃下，中國通商銀行於次年四月二十六日正式在上海開辦。中國結束了無自己銀行的曆史。
中國近代郵政發端於光緒二年，時赫德因議滇案請設送信官局，光緒四年在京、津、滬、煙台、牛莊五處照西方郵政辦法開辦，交由赫德管理。二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張之洞奏請設立郵政：“泰西各國，郵政重同鐵路，特設大臣綜理，取資甚微，獲利甚巨，權有統一，商民並利。近來英、法、德、日本在上海及各口設局，實背萬國通例。”他請飭總署轉飭赫德，妥議章程，在沿江沿海各省及內地水陸各路推行郵政，各國將在華所設信局一律撤回，並為各國聯合，彼此傳遞文函。
路在何方：尋找新的力量
維新變法發生在甲午戰後的第三年1898年。外迫強敵，國難當頭，是促成維新變法運動的外部條件；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廣大人民救亡圖存的強烈願望是維新變法的內在依據。但是，戰後，統治集團內部帝黨和後黨之間的矛盾鬥爭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甲午戰爭中，西太後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大辦自己的六旬慶典，對於戰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很不得人心。而以孫毓汶、徐用儀為代表的後黨分子因在戰爭中一味求和賣國，更是人心喪盡。戰後，孫、徐屢遭人彈劾，難安於位，相繼退出了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另一個後黨分子李鴻章則因賣國名聲大臭，先後也被革去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職務，留京入閣辦事在總理衙門大臣上行走。與後黨勢力遭到削弱的同時，作為帝黨要員的翁同（以及李鴻藻相繼被任命為總理衙門大臣。在翁、李的舉薦下，與他們政治上接近的廖壽恒、錢應溥等人也先後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
戰後帝黨政治勢力的增長隻是暫時的現象。西太後仍牢牢地掌握著朝政大權，她絕不容許有一個與她相對抗的政治勢力存在。“凡皇上所有親信之人，西後必加譴逐。”戰後，她對帝黨繼續采取堅決打擊和摧殘的方針。吏部侍郎汪鳴鑾以光緒帝名為親政，實則受製於西太後，請求皇上收回政權，並以“西後於穆宗則為生母，於皇上則為先帝之遺妾耳，天子無以妾母為母哉！”戶部侍郎長麟也主張皇上應當自操政權，亟國振起，如再泄遝因循，勢將有亡國之憂，“揚言當唆百官上表，請太後外居熱河，帝獨專政。”汪、長傾心光緒的言論，為“太監識知，讒於太後之前”，1895年10月，西太後以汪、長“離間兩宮，厥咎難道”的罪名，下令將他們革職，永不敘用。汪鳴鑾，字2亭，祖籍安徽，後移家錢塘（今杭州市）。晚年定居蘇州桃花塢。進士。為吳大/的表弟，翁同（的門生。是帝黨政治勢力的中堅人物，平日受光緒帝的寵信。所以，當宣布斥逐汪、長時，翁同（曾大膽地向光緒帝詢問：“臣等固請後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雲此係寬典，後有人敢爾，當嚴譴也。”對於汪、長的革逐，翁同（想得很多，他認為西太後這一行動不僅僅是衝著汪、長兩人，而是衝著所有帝黨成員而來的。它隻是一個政治信號，預示著新的政潮將再度來臨。果然就在汪、長革逐不久，西太後又下令革逐了另一名帝黨成員、內閣學士文廷式。文廷式在甲午年間曾上疏指責西太後主和誤國，戰後日益傾向光緒，並與珍妃、誌銳關係密切，因而為西太後所忌恨。次年3月19日（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禦史楊崇伊上疏彈劾文廷式“諂事文姓太監，結為兄弟”；發起組織京師強學會，“結黨幹政，混淆視聽。”西太後趁機下令將他革職永不敘用，逐回江西萍鄉原籍。不久，西太後又借口誌銳“頗多幹預朝政”，一並將其逐出京師，外任烏裏雅蘇台參讚大臣，規定此後不得回京供職，以剪除光緒帝的羽翼，削弱帝黨的實力。在西太後接二連三地斥逐帝黨官僚的同時，後黨分子也對翁同（頻頻加以攻擊。把他甲午年間的主戰說成是“誤國”，把戰後清朝內政外交的失敗一股腦兒都歸咎到他的頭上。汪鳴鑾、長麟被革逐時，社會上曾出現一股涉及他的風言風語，有的說汪的那些有關宮裏的話多半是從他那兒搬來的。一時輿論對他頗為不利，他的日子很不好過。同年，戶部衙門大堂不幸被火焚毀，後黨分子借此發論，指“天災為人禍”，對他再次發起攻擊。在光緒帝召見時，翁同（沉痛檢討自己失職：“臣奉職無狀，遭此災變。凡臣等所辦事無一順人心，即無一愜己之心者，警惕愧恨，中懷萬端而筋力亦告疲矣。回憶鹹豐九年十一月戶部火，餘當目擊，時肅順為農尚，道路以目，今苛政頻行，餘等安能謝責哉！？”由此可以想見他當時的心情是何等痛苦和難受。對於翁同（當時的處境，“諸同人知之，公亦自知之。”他的門生、國子監司業沈曾桐曾要他出麵“弭謗”，勸他“急流勇退”，趁此告老，息影家園。的確，若食甘自肥，庸碌無為，不僅可以保住自己的烏紗帽，而且也無風險，但翁同（不願這樣做。從光緒親政的那一天起，他就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同光緒帝放在一起了。對於那些中傷他的風言風語，他“一笑置之”；對同人勸他息影的好心勸告，也均未接受。公愀然曰：“譬如一家33孤寡，其西席恝然去耶！？”在給季幫楨的信中寫道：“弟之庸鄙，久欲引退，而苦無其開，同僚臥病，外患未平，豈敢養閑自適！？”隻是為了國家、民族的大局和扶佐光緒，他才堅持幹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