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製皇權的高度集中使皇權無處不在而言路堵塞。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小政務皆決策於皇帝一人，能向皇帝上言的，一省之內隻有總督、巡撫、將軍、都統等數人，“京師百寮千萬……而惟九卿、台諫上達”，造成“君與臣隔絕，官與民隔絕，大臣與小臣又相隔絕，如浮屠百級，級級難通，廣廈千間，重重並隔”的局麵。即使在統治集團內部，大小臣僚也不能充分發表意見，與皇帝商辦政務。皇帝個人意誌和情感受不到絲毫約束，動輒釀成全國的災禍，社會一片黑暗。
清朝承襲明朝的製度，不同的是清朝是由滿族貴族掌握政權。它為保持滿族貴族的統治地位而采取了兩大措施。其一是官職的複職製。中央軍機大臣、大學士到各個部都是一職二員。如各部尚書二人，滿漢各一，侍郎四人，滿漢各二，甚至像軍機章京（辦理文書的人）這樣的辦事人員也是滿漢對等；同時規定，同職的滿族官員的官品、職權高於漢人。其二是八旗旗人世代為兵，由國家供給俸祿，並擁有固定的旗田。結果，旗人成為不事生產而由國家豢養的特權階層。清朝前期八旗兵還能射箭習武、建立武功，到了後期，八旗子弟成為一批既不習武、又不生產的紈絝子弟，蛻變為附著在國家肌體上的寄生蟲。由此看來，清王朝是君主專製的政權，而且具有民族壓迫性質的政權，其統治更為野蠻、專製。
極度專權的封建君主製導致了官僚政治的腐敗。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近代的前夕，即清朝的嘉慶、道光年間，已經險象橫生。政治上黑暗腐朽，整個官僚機器失靈，各級官吏昏庸無能，他們隻知道做官的訣竅，即“但多磕頭，少說話耳”，全不顧民生的艱難。整個統治階級，從皇帝、大臣、各級官吏以至土豪劣紳都窮奢極欲、貪汙成風。乾隆的權臣和）到嘉慶初年抄家時，其家產竟值8億兩銀，相當於清政府10年的國庫收入。嘉慶時，因貪汙被斬的湖南藩司鄭源王壽，在衙署安插有家屬400多人之外，又養兩個戲班“爭奇鬥巧，晝夜不息”。道光時的閩浙總督顏伯燾罷官回鄉，隨從夫役之多，簡直如同一支軍隊，路過漳州時有人看到，10天之內，每天有六七百名杠夫抬著細軟物件過境。道光時一個陝西的糧道官員，一年之內就搜刮到民脂民膏三四十萬兩銀。當時，不僅大官僚家婢奴成群，就是州縣地方官，也是“多置僮仆以逞豪華……一署之內，幾至百人”。
極端專權君主製和官僚政治的上層建築嚴重阻礙了社會的發展。權臣顯貴不以貪汙、納賄為滿，還大肆兼並土地，占田“有以萬計者，有以千計者”，有“分列數縣版圖”者。“大抵豪家巨族，田連阡陌，盈千累萬。”長沙縣地主李象在1812年收租不過“六百餘石”，後來做了官，便廣置田產，1840年“即達萬餘石田。”激烈的土地兼並使大量農民貧困破產，淪為佃農。嘉慶時農民已是“其得以暖不號寒、豐不啼饑，而可以卒歲者，十室之中無二之焉”。社會經濟麵臨崩潰的危機。
清朝滿族貴族的封建政權為壓迫漢族知識分子的反抗，極力推行文化專製政策。經過康熙、乾隆長達120多年的文字獄之後，人們的思想被禁錮，“隻能奉行，不許言議。”清王朝又用編纂古籍、科舉八股手段把知識分子束縛在考據帖括、經文理學的圈子裏，學術思想界一片沉寂。
總之，在極端君主專製政權統治下的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戊戌變法前夕，已經呈現出衰敗的景象，社會危機四伏，動蕩不安，“一切都爛透了，動搖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簡直沒有一線好轉的希望。”
第二節 王朝中樞已失衡，帝後不和藏危機
慈禧太後這位女強人利用皇位交替的“皇權”空缺，牢牢控製住了王朝的中樞，建立起自己的洋務班底。
慈禧太後把最後的決定權帶入了幕後，而光緒帝幾乎是光著身子站在了前台。
這時戊戌維新的開場鑼一響，大幕就要拉開了。這戲該怎麼演？
“辛酉政變”成功，奕訁斤獨攬朝政以後，便放手推行他的洋務運動。
李鴻章從一個懷才不遇的儒生，一個手中無兵無權的幕僚，最終擠進了清王朝統治集團的核心。
1869年奕訁斤對慈禧進行了一次小小的報複，這就是著名的安德海事件。
慈禧索性撕破麵皮，大鬧一場。
光緒回頭一看，見慈禧努嘴，暗示他應選排在首位的桂祥的女兒。
慈禧的洋務班底
古老中國的傳統政治藝術就是“製衡。”穩坐晚清政壇頭把交椅達數十年之久的慈禧太後便深得這門絕技，是位搞“平衡”的高手。戊戌變法前的洋務運動時期，這位女強人利用皇位交替的“皇權”空缺，牢牢控製住了王朝的中樞，建立起自己的洋務班底。雖然也有一些爭權奪利和人事變動，但總的來說政局穩定，形成所謂“同治中興”的虛假繁榮。但嗜權如命的西太後卻不幸生而為女人，在這男權至上的中國，幾乎是一個先天性的缺陷。在19世紀90年代開始的多事之秋，隨著光緒的成人，西太後不得不從前台退到幕後，而甲午戰敗又給洋務主將李鴻章以致命打擊。洋務時期的王朝中樞解體了，新的權力中心卻沒有建立起來。慈禧太後把最後的決定權帶入了幕後，而光緒帝幾乎是光著身子站在了前台。這時戊戌維新的開場鑼一響，大幕就要拉開了。這戲該怎麼演？
戊戌變法之前，清王朝推行洋務運動的領導班子，慈禧無疑是一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