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似明似暗的政治前景
預測俄國的事是危險的，因為突發的事件太多。預測出差錯的原因，或者是帶著主觀願望、主觀愛好去找根據；或者根據不真實的情況、資料（如現在俄國一些民意測驗是用錢買來的，金錢出數字）；或者隻看眼前，對其發展趨勢和可變因素判斷不準確等等。這次國家杜馬選舉前，預測幾乎是一致的：普裏馬科夫領導的中左集團將在選舉中占優勢。根據那時的情況，也可以說不能不作如此的判斷。俄國人就是這麼預測的。現在大家對兩個月後的總統選舉的預測又相當一致：普京沒有敵手。國際上也差不多是這麼個看法。
我曆來不敢參與“臨震”預報、“短期預報”，而最多做些中期和長期預報。因為那樣可以多說點“空話”、抽象的話。當然，我不認為這種“預報”是不必要的。
我說似明似暗的政治前景明”指什麼？除上述葉利欽的政治“遺產”中談到的以外，第一，政治格局、政治力量對比大體清楚。經過多年的分化和改組，三個極端——極左、極右、極端的民族主義不斷遭到挫敗，少有市場。極左——恢複過去的蘇聯模式已經不可能；極右——完全照搬西方的東西、“全盤西化”，必然“南橘北枳”，也已使俄國人吃盡了苦頭，連這個派別原先的一些代表人物的思維都在改變；極端的民族主義——背離今日的時代潮流，與俄國社會轉軌的主要方向——融入國際社會——格格不入，其形成的戰略也不合今天的俄國國情。比較有市場的政治勢力是左、中左、中右、右。這也是大體劃分，其界限也不是不變的、清晰的。它們之間在不少問題上，如市場經濟、多種經濟成分、多黨議會民主政治以及俄國大國地位、促進世界多極化發展的方針等等’是有共識的。
第二，要從俄國現實存在的三種政治文化的相互交融來看。我在1996年的一篇長文《俄羅斯曆史上三種文化的交融、衝突與本世紀末的社會轉型》中，從曆史到現在對三種文化的關係及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作了粗線條的分析。現在看來，還是有道理的。簡言之，俄羅斯文化仍是根基，俄國的發展離不開這個基地。其在政治經濟製度和體製上的表現是，強有力的國家權力和領導人的集權；維護大國地位需要相當強大的軍事工業，影響了軍轉民和國民經濟結構；“村社傳統”、集體農莊製度的影響使其農村發展道路既不是中國式的，也不是美國式的。
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文化也在實際中起作用，它使執政者不得不通過社會保障製度來體現某些社會公道、社會平等的觀念，農村合作社經濟的生命力也是這種體現；自由主義、私有化的推進不能不受到社會主義觀念的製約和抑製；俄國民眾近年來厭惡官場腐敗，盼望清廉政府，厭惡動蕩和混亂，盼望穩定和秩序，反對貧富懸殊等等，都是社會主義文化的反映，是任何領導人都不能不認真考慮的。
但更要看到西方文化的強大作用。這裏有幾點是清楚的：一是俄國社會轉軌從總體上說，從大方向上說就是一次大規模的學習西方的運動，今天這個大方向未變；二是這幾年葉利欽的錯誤、俄國老百姓的不滿和痛恨的東西不能籠統地看成是西方文化引進造成的。葉利欽的個人專製如獨裁傾向，“犯罪的市場經濟”、“野蠻的資本主義”等等，有的反映了俄國文化中落後的東西，有的則是轉軌國家應該避免又沒能避免的東西；三是全球化條件下的文化應是多元文化，但西方文化是強勢文化，有很強的影響力和滲透力。各種文化的衝突和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但這是融合、互相吸取的過程中相伴隨的現象，後者是主流。多種文化的逐漸融合是長期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總的趨勢。
第三，普京是否能當選總統仍然是一個未知數。現在看來，普京及其政策走向，有明有暗，有“已知數”也有“未知數”。
普京的政治背景較明：其“恩師”、“導師”、政治引路人是清楚的，就是民主派、自由派的索布恰克、丘拜斯。普京更是葉利欽“欽定”的接班人。普京政策是清楚的，他已公開講不回到共產主義，也不信自由主義，走的是“第三條道路”，其實就是俄國式的資本主義。這似乎與“祖國——全俄羅斯”的主張是一致的，也似乎是俄國大多數人所希望的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好處糅合在一起的路子。普京對外關係不可能超出葉利欽這些年的指導思想和總方針，這是國情、世情使然。他對西方、美國的態度強硬一些是可能的，但對抗、鬧翻在一般的情況下不會出現。同中國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也不可能被拋棄。
普京也有不少未知數：他當帥才、領導一個困難重重的大國實行轉軌的才幹到底如何，尚得在實踐中觀察。普京同葉利欽“家族”的關係怎樣？他能擺脫得了嗎？車臣戰爭的前景也並非十分明朗，而這是普京近月政治威望扶搖直上最重要的因素。還有經濟，目前的增長帶有暫時的特點，是脆弱的。俄國經濟像一個重病號，它又是任性的，不聽政治家的話的。
總之，俄國的前景有明有暗，亦明亦暗，最多是大明小暗。局外人所能做的，隻有細心觀察了。
本文為孔寒冰、關貴海著：《葉利欽執政年代》序言，河南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