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改革和經濟形勢的發展，是對政局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需要特別提出。
幾年來，私有化在頑強地推進。按歐洲複興和投資銀行1994年的統計，私營領域的生產在捷克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5%，在匈牙利和波蘭、斯洛伐克這一比例已近56%，羅馬尼亞的私營生產占的比重比匈、波、捷、斯、保為低，但也已占35%。俄國截至1994年8月私有化企業約有10萬家，占俄企業總數的40%左右，私有化使100多萬人成了小企業主，4000萬人成了股東（大中企業的私有化是以股份製形式實行的，故已宣布實現私有化的大中企業的一半以上的股份仍留在國家手裏）。私有化的發展、新生資本家階層的形成，從政治上得到好處的，首先是右翼政黨，如“俄羅斯民主選擇”這一類政黨。
在原蘇東一些國家幾年來的私有化變革中，前共產黨的部分官員成為經濟上撈到好處最多的人。這種現象引起廣泛的注意和思索。美國一家報紙報道說，波蘭一位經濟學家對數百名高級官僚的生活進行調査，發現有一半以上的人搖身一變成了私營部門的高級管理人員。在捷、匈、俄，情況更甚。在一些國家，前共產黨官員成了資本主義化浪潮中走在最前頭的人。這似乎減少了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阻力，但也進一步動搖了人們的社會主義信念。
經濟形勢的發展對政局產生直接的影響。1994年，中、東歐國家經濟普遍開始好轉，除俄外，各國經濟均有增長。波蘭增長4.5%。捷克和斯洛伐克增長了3.5%，保、羅、匈為2%左右。同年，通貨膨脹在俄從250%下降到42%，保、羅從125%下降到33%，捷、斯、波、匈物價趨於穩定（見《光明日報》1995年1月6日）。前南斯拉夫地區除波黑外，經濟也有不同程度的好轉，1994年斯洛文尼亞（生產總值、工業農業）、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工業）、克羅地亞（國內生產總值）均有程度不同的增長。這是否是發展趨向尚待進一步觀察；如是，對於上台的和在野的社會主義政黨都是一種考驗。
4、關於民心，還想繼續說幾句。社會主義運動的起伏興衰，說到底是決定於民眾。此次左翼力量之回升，重要的是多數選民的懷舊情緒。人民在經濟生活下降、社會政治混亂、動蕩中懷念劇變前的社會安定、生活有保障、有安全感。但人民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追求並不等於希望回到舊體製去。社會主義時代給百姓留下的回憶，既有甘甜，也有苦澀。如同中國人民懷念50年代一樣，匈牙利人民懷念卡達爾的改革時代，波蘭人民懷念“人民波蘭時代”，俄羅斯人民懷念戰後的某些年代，但他們並不懷念拉科西時代、斯大林搞大清洗的年代，像中國人民不可能懷念“文化大革命”那種不堪回首的年代一樣。人民既追求社會安定、社會平等、社會公道，又希望革除政弊，希望革除那些壓製、束縛其活力和潛力得以發揮的體製。“懷舊”與趨新同時存在。“懷舊”使“舊時代”的寶貴遺產不會輕易被某些社會集團任意拋棄，“趨新”則成為改革、成為社會向前發展強大動力。如果把人民作為一個整體來看，事情正是這樣。還須考慮到，人民追求理想的社會製度是一回事，把它變成一種群眾性的社會政治行動、實現這種理想又是另一回事，後者還需要其他種種條件。這是筆者在分析今日前蘇東地區的社會主義運動形勢、預測其社會走向時的想法。
5、一國社會發展走向是由影響社會發展的各種因素，如經濟的、政治的、思想文化、傳統習慣、社會心理、宗教信仰、地理人口、國際環境等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是一個總的“合力”、總的動力係統作用的結果。這裏特別要提國際因素。蘇東各國社會每個重要發展階段的走向莫不同當時的國際大環境以及由此產生的各國對外關係戰略（正確的、錯誤的）緊密相關，十月革命同第一次世界大戰、斯大林的趕超戰略同二戰前國際形勢的緊張和戰爭迫近、東歐各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歐的蘇聯模式化同西方的冷戰政策和兩大軍事政治集團的尖銳對峙、蘇聯的經濟衰退同其對外擴張和霸權主義政策、蘇東劇變同“回歸歐洲”的強大政治思潮以及東歐擺脫蘇聯控製的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等，都有極其密切的關係。
處於社會轉軌時期的原蘇東地區各國麵臨的國際環境是什麼？比之於冷戰時期的兩極對抗，今日的國際環境無疑要複雜得多，原因是營壘不分明、主線不清晰。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的許多判斷不同，以科技革命為強大動力，今日的國際關係中，不同文明的互相滲透、互相吸取、經濟的一體化趨向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強勁得多、速度快得多。處於社會轉軌、選擇和確定新的社會製度的社會發展道路時期的國家，比任何時候都更自覺地尊重和吸取包括西方文明在內的其他國家文明成果。一體化、融合是一個長期的曆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衝突”是經常發生的。“衝突”與“融合”相伴相生。然“衝突”的最主要根源仍是國家利益問題。（因“文明”的異同發生的衝突也是有的。這既不能忽視，也不能誇大其涵蓋麵）。甚至對“融合”采取積極態度者也是以國家利益為旗號的。當然，對“國家利益”的判斷，又受其文明價值觀的程度不同的影響。
以俄羅斯為例，社會主義製度和體製的瓦解，左右俄政局的主要政治派別對於議會民主製、多黨製、市場經濟、多種經濟成分的選定，正是“一體化”、“融合”趨勢強大作用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充滿了反複激烈的政治鬥爭。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各種文化（西方文化、社會主義文化、俄羅斯傳統民族文化）衝突的體現。其結果，新的政治經濟製度、體製既是吸取了西方的某些文明成果，又打上了俄傳統民族文化的印記。有人說，曾被稱為“激進民主派”首領的葉利欽的憲法不如西方國家憲法，總統權力太大了。這是事實。但這難道不正是反映了俄羅斯崇拜個人權威的曆史傳統和轉軌時期對權力集中的現實需要嗎？話又說回來，今天的葉利欽，畢竟不同於老沙皇，今天的國家杜馬，也遠不是革命前的谘詢性的杜馬。時代的潮流畢竟不同了。如果說，俄傳統文化對國內政治經濟製度、體製的影響隻是“一定程度上”的話，那麼它在選擇俄對外政策上表現出來的則是強烈的影響。在國內政治經濟製度和體製問題上，各派分歧嚴重，鬥爭不斷，而在對外政策問題上，經過了短暫時期的“親西方”外交之後，各派（既包括原來“倒向西方”的葉利欽、科濟列夫，又包括現政權的反對派——俄共）很快就在突出俄民族利益和大國地位上基本一致起來。這裏多少反映大俄羅斯主義傳統影響之深之廣。執行這種調整後的對外政策自然會引起俄同西方新的“衝突”，但這種“衝突”直接動因還是國家利益。
上麵說的是要十分重視國際因素在社會發展走向的動力係統中的作用。對於俄國和東歐國家本身來說，如何正確認識這一國際因素並在此基礎上製定正確的對外政策，對其社會發展的意義是很大的。比如說，近兩年來，俄強調國家安全和大國地位，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強調得過頭了，超出了國家安全需要的限度，再去搞大國主義和擴張主義，那勢必要阻滯改造原來以軍工為重要支柱的經濟結構、經濟體製的進程，影響俄羅斯的經濟複興和良性發展，延緩俄羅斯的民主化進程，重犯勃列日涅夫的錯誤。
原載《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山東大學）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