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也不再是赤裸裸的個人專權了，好歹中央全會、政治局會議要按時召開的。你說權力完全集中在黨手裏？也不是，蘇維埃、工會、共青團等也多少有些權力嘛！你說權力完全沒有製約和監督？1981年蘇聯各級人民監督委員會就有4600個，人民監督員就達到1000萬人。但是基本製度、基本框架並沒有變化。蘇聯模式的確完善了，精致了，成熟了。它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鈍化、緩解斯大林體製的某些矛盾，保證了蘇聯進人了一個看來似乎是蘇聯曆史上最為穩定的發展時期。
“成熟”實際上還意味著黨對社會控製能力的加強，以及國家職能的增強。
“成熟”又意味著在這個模式之內已經沒有多少再改革的餘地了。再改就要衝破這個模式，就要對蘇聯式的一黨製、單一純粹的公有製、無所不包的計劃體製提出挑戰了。
1967年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已屆“知天命”之年，勃列日涅夫頭一次正式宣布蘇聯建成了“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發達的社會主義”另一種說法是“成熟的社會主義”。我們對其是否“發達”姑且勿論；作為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則確是“成熟”了。10年之後，蘇聯“發達的社會主義憲法”出台，從法律上表明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的成熟性。又過了10年，戈爾巴喬夫大呼，蘇聯已處於危機前夕！
原來，“成熟”在掩蓋著、鈍化著矛盾的同時，就已孕育著、潛伏著危機！或者反過來說，蘇聯社會存在著一種矛盾，這種矛盾在現存政治體製之下難以解決，而不解決，社會又無法前進。
什麼矛盾？官民矛盾，即官僚特權階層與要求推動蘇聯社會前進、跟上現代世界潮流、不斷提高物質文化水平的廣大人民大眾的矛盾！
由於勃列日涅夫的幹部隊伍穩定和連續性政策，幹部職務終身製得以複活；由此而來是幹部隊伍越來越龐大，機構日趨膨脹（1980年，黨和政府直屬機關增至110個；黨政幹部總數竟在1000萬人以上）；高層領導幹部年齡嚴重老化，1981年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平均年齡70歲，後來，中央領導核心五人平均年齡高達75歲，被稱為“老人集團”。據著名曆史學家羅·麥德維傑夫不久前撰文披露，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同卡特單獨會晤時，竟因反應遲鈍而幹脆一言不發；安德羅波夫接任才幾個月腎髒便停止工作，他死前五個月一直是在病床上領導著這個龐大的黨和國家；在他的葬禮上，作為他的接班人、重病纏身的契爾年科說一句話都要喘幾口氣……。這或許是這個黨、這個社會主義模式衰老的寫照？而這一切，作為國家主人的蘇聯人民照例是難知詳情的。
在龐大的幹部隊伍中，確實存在著一個官僚特權階層。它何時形成另當別論。如何稱謂，各說不一，有稱之為新的統治階級的，如吉拉斯；有稱之為“統治精英”的，如米爾斯（C。WrightMilk）和揚諾維奇（M。Yanowich）；布熱津斯基和亨廷頓則視之為同美國相類似的技術統治和權力精英階層。人數多少？也有各種估計。邁斯納統計1959年蘇聯“上層階層”有380萬（就業人口）；法國學者沃斯連斯基（Michael Voslensky）則估計蘇聯在70年代真正享有特權的官僚大約是75萬名。這是一個控製著社會又脫離社會基層的階層，他們在用車、購物、住房、休假、出國以及各種精神生活方麵享有種種顯形的和隱形的特權。
他們之中部分人因缺乏監督而濫用權力、營私舞弊、違法亂紀；因養尊處優、年齡老化而守舊、思想僵化；因同舊體製利益攸關而慣於維持現狀、不思改革。
他們窒息社會的活力，閹割社會的生機。其辦法是養用一批理論秀才。這些人舉著馬克思和列寧的旗號，卻把他們某些過時的詞句當成教條，用這些教條作為束縛民眾手腳的繩索、打殺真正的馬列主義和其他進步思想的棍棒。社會主義政治和道義上的無矛盾論，社會主義就是計劃經濟論，蘇聯民族問題已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的理論，帝國主義總危機論等等偏頗和錯誤的理論被當成教義，掩蓋不知不覺在停滯、衰退的蘇聯社會的真實矛盾，也歪曲了在科技革命推動下在變化在發展的西方世界的實況。
廣大民眾與官僚特權階層、與政治體製、與國家政權的疏離、衝突、矛盾首先表現在文化價值觀方麵。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長期以來灌輸給老百姓的價值觀是國家利益重於個人利益、長遠利益重於眼前利益、精神利益重於物質利益。簡言之就是教育老百姓抑製個人眼前的物質利益需求而講共產主義理想，講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等等。他們力圖創造一個完全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新的文明模式。這有什麼可以非議的呢？！
問題是蘇聯社會主義並不是建立在與世隔絕的“理想國”中或“烏托邦”上。它建立在塵世上，在現實世界上。即使是“一國建成”論、“兩個平行市場”論，也經不起現實國際關係、特別是戰後科技革命推動下的世界經濟一體化、經濟全球化強烈影響下的國際關係的推敲^當今世界，各國之間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的融合（是主流）、衝突（是伴生物）在社會主義國家表現得最為突出，因為原來的防線在新的科技麵前越來越無能為力了。
人們的價值觀念潛移默化地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越來越“世俗化”、“國際化”和“西方化”了。對於物質的需要和追求不再被視為資產階級性的東西。崇尚實際的領導人開始正視物質刺激的作用和學習西方技術管理、刺激機製的必要性，由此啟動的改革宣布了原來被遮蓋和抑製著的人們追求物質利益的合理性；即使改革受挫或失敗，其所激發出來的新的價值觀念也不會隨之泯滅。但是對蘇聯社會主義傳統價值觀念最有力的衝擊莫過於蘇聯權貴們自己的表演了。當蘇聯的平民百姓從有限的孔隙中窺見這些傳統價值觀念的布道者是如何熱衷到西方“禁地”旅行、如何嗜好西方的時髦商品時，過“左”的、悖乎常理的那些說教，便成了使權貴們難堪的諷刺，連體現社會精神文明的“正品”也受到重重的傷害而少有市場。
追求新的價值觀、自覺不自覺地力圖擺脫僵化的體製的民眾，與口是心非地維護傳統價值觀、自覺地維護舊體製的官僚特權階層的矛盾，成為蘇聯社會一個日趨突出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在一定意義上，這種官民矛盾又表現為改革與保守的衝突。自然，幹部隊伍中也有自覺的改革派，而民眾中也不乏不自覺的維護舊體製的社會勢力。保守勢力越是強大，這種矛盾就越尖銳，危機就越深刻。
蘇聯僵化的體製不能為個人的需求和發展提供充分的可能性和條件，社會對這個體製的消極的、積極的反抗便愈來愈多。勞動者的消極怠工、嚴重的浪費現象、普遍的酗酒現象，屢見不鮮的盜竊國家財物，越來越多的青年人迷戀被視為“墮落”的西方式的文化生活等等，從不同側麵反映了社會衰退和危機。“灰色經濟”、“黑色經濟”不能誇大為顛覆蘇聯社會主義製度的經濟基礎，60年代開始出現的各種形式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以羅伊·麥德維傑夫為代表的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薩哈羅夫的自由主義以及索爾仁尼琴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等），他們印行的秘密出版物，則可以看成為後來蘇聯社會的演變奠定一定的思想基礎。蘇聯瓦解了這些不同政見者組織，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它們所反映出來的社會矛盾。
四、政治體製改革為何引發政治劇變和國家解體？
蘇聯的解體如人之猝死。然而認真查閱其病曆便可看到，它在30年代就有硬傷，後來從未治愈，70年代後期起已滿臉病容，老態畢現，不治不行了。戈爾巴喬夫上台主政，老人政治結束，蘇聯社會曾經為之一振，寄希望於這位年富力強的新領導人。但他主持的改革卻把蘇聯推上死路。戈氏與蘇聯劇變是何關係？他是庸醫？是下錯藥還是下了毒藥？眾說不一。這裏提出幾個問題加以討論。
（一）蘇聯劇變，必然乎？偶然乎？
以筆者之見，有兩個“必然”，兩個“不必然”：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轉換、社會的轉軌是必然的，但社會主義製度瓦解不能說是必然的；蘇聯原來那種名義上的聯邦製、實際上的單一製的狀況的重大改變是必然的，但是蘇聯崩裂成15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則不是必然的。
何以見得？從上文我們可以看到，70年代下半期起，這個體製潛力已經用盡，活力已經喪失。它已經百病並生。經濟增長速度的持續下降就是最重要的症狀，但並非惟一的症狀。事實說明，蘇聯的體製早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此時再不進行重大改革，確是死路一條。而改，就必須大改，必須進行重大的改革，必須是模式的轉換。因為傳統的體製已經不能為蘇聯社會的發展提供什麼空間，在舊體製內改革已經沒有什麼餘地了。
何謂模式轉換式的改革？就是說，它必須由計劃經濟體製轉向市場經濟體製；它必須改變一大二公之純的所有製結構，轉向多種所有製的結構；它必須改變一黨獨存、一黨高度集權的政治框架，才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它必須根本改變權力沒有監督和製約的體製，建立起權力製衡體製，才能抑製和逐步消除權貴階層的特權、官僚主義和腐敗；它必須適應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主題，改變經濟上文化上與世隔絕、半隔絕，軍事上到處擴張的對外方針，逐步地實現與世界的全麵接軌。
這是一個異常艱巨的改革任務。它積重難返，改革的風險極大。但還不能說，改革就必須導致整個社會主義製度的崩潰。從蘇聯社會發展的進程和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實例，都可證明既要進行模式的轉換，又在改革中維護住社會主義的基本製度是可能的，問題在於改革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
至於蘇聯的國家結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進行重大的調整也是不可避免的。蘇聯民族矛盾的尖銳性，民族問題的嚴重性，表現於60年代開始的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和各種民族組織的不斷出現。事實說明，按老一套維持蘇聯的民族關係是很難的，必須進行重大的調整，甚至讓有的加盟共和國退出聯邦，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如波羅的海沿岸三國）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改革過程中，中央政府能夠維持住必要權力和權威，就不致出現後來那種徹底瓦解和崩潰的情況。
（二）搞清楚政治劇變為何發生，要先搞清楚蘇聯原來的體製是靠什麼來維持的
這實際上就是搞清舊體製的運行機製。蘇聯式的體製就是通過黨領導、管理或說控製國家，通過國家管理或說控製社會，通過社會國家化來管理或說控製民眾。
黨用統一的輿論、意識形態來統一全黨和全社會的思想；用統一的紀律來要求黨員和幹部貫徹其方針、政策；用民主集中製保證組織上的統一，從而保證多民族的、聯邦製國家的統一。
黨在自己思想、組織、政治上統一的基礎上通過國家控製社會。國家控製社會就是使社會完全國家化。其途徑就是使國家權力關係向全社會滲透和社會組織通過實行民主集中製納入黨和國家的係統。西方一般稱之為“極權化”（totalization）和“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蘇聯講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自治、建設全民國家，有時實質上是講使社會國家化，是使國家吞噬社會。這同馬克思、恩格斯講的民主化和國家消亡方向恰恰是相反的。難怪蘇聯理論家們把各種社會組織作為國家的一個組成部分，甚至認為在“發達社會主義”階段也要強化國家政權，即加強國家的社會職能。
國家對社會的管理和控製即對民眾的管理和控製。其辦法是通過“硬”的和“軟”的兩手，使民眾完全服從國家政權，抑製個人的需求和欲望。而當人們離棄了傳統的價值觀，變得“世俗化”、“國際化”、“西方化”之後，剩下的主要就是國家政權的強製作用，暴力機關的武力和武力威懾作用；當然，還有（特別對於黨員和黨組織來說）紀律和組織原則。
在蘇聯這種高度的社會國家化而社會又處於危機前夕的條件下，一旦黨和國家放鬆了控製，放棄了上述借以維持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的手段，矛盾就會不可遏製地爆發，社會就會無所適從，思想、經濟、政治等方麵就會全麵失控，政治權力就很容易落人善於呼風喚雨、博得民心的政治勢力手裏。托克維爾曾經總結了“極權製度”的利弊說，這種製度平時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使社會保持既無真正進步又無實質的落後的現狀，讓整個社會永遠處於……那種昏昏欲睡循規蹈矩的狀態。……當它激起社會發生巨大動蕩，或加速社會的前進步伐時，它便會失去控製力量。隻要它的各項措施有求於公民的協助，這架龐大的機器的弱點馬上就會暴露出來，立即處於無能為力的狀態”。
（三）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為什麼變成政治劇變和國家解體？
當我們講了有關理論問題和劇變前蘇聯的狀況之後，這個問題已回答了一大半。
戈氏的政治體製改革為何演變成蘇聯的劇變和解體？問題還在於改革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步驟的錯誤。這體現在其思想體係和政治綱領，即“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中。“新思維”講的是“公開性”、“民主化”、“多元化”。“公開性”、“民主化”一般而論並沒有錯，問題在於戈氏提這些口號、手段時不講“限度”，不講政治界限，沒有估計到可能的失度、失控。“多元化”包括思想意識形態、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政治上的多元主義允許黨外有黨——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承認多黨製；黨內有派——弱化民主集中製和允許加盟共和國黨的獨立性等。這就把蘇共曆來用以控製政局的一元主義改變為多元主義。
這裏的關鍵環節是文化、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對新聞、輿論工具的“開禁”。從1986年4月起，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的報道權力下放給編輯部，意識形態各領域的領導班子被改組，辦報自由。
1990年上半年，各反對派辦的“非正式”出版物上千種，到蘇聯解體前報紙有8000多種，期刊5000多種；在辦了登記手續的報紙中，蘇共掌握的僅占1.5%！不少報刊熱衷於宣傳西方製度和價值觀，貶損蘇聯社會主義價值觀，全盤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曆史。蘇共原來靠輿論一律，尚且不能完全占領思想文化陣地，當各種思潮滾滾襲來的時候，長期靠搞一言堂才能宣布自己戰無不勝的蘇共理論界，還能不打敗仗嗎？而一些平時喜歡唱教條主義高調的人則早已溜之大吉了。於是思想文化領域失控了，天下大亂了。那麼，聽慣一種聲音的蘇共黨員和幹部，此時何所適從？
戈氏大力鼓吹的“公開性”、“民主化”、“多元化”召喚出來蘇共和蘇聯的兩個對立物——迅速崛起的反共“民主派”和不可遏製的民族分立浪潮；搞垮了蘇聯社會賴以維持和運轉的最重要機構，即作為社會脊梁的蘇共和管理機構——蘇聯政府。蘇共的領導地位、領導權因多黨製出現、總統製的確立而被奪走；蘇共的形象因其曆史成就在“反思潮”中被一筆抹殺而完全被醜化；蘇共的骨幹隊伍在戈氏掃除“障礙機製”大批撤換幹部中被搞得七零八落；蘇共的組織係統因淡化民主集中製而渙散分裂，黨內派別林立。麵對著社會矛盾的全麵爆發，戈爾巴喬夫還能靠什麼隊伍來控製亂世、推動改革呢？特別是，原來黨的統一領導、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的民主集中製像一根鋼繩一樣把多民族的聯盟國家死死箍住，現在民主集中製淡化了，蘇共也聯邦化了，這根繩索被砍斷了。各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已經不必看中央和領導人的臉色說話行事了，他們的心思已經轉移到如何在本共和國的政治動亂中占據有利地位了。民族的分立浪潮再也無法遏製，國家的解體已經是時間的問題了。
還要看到，蘇聯原來的經濟發展和經濟機製的運轉已經沒有什麼內在的動力機製，隻有靠國家、政府通過指令性的計劃來拉動。現在，政府被頻繁改組、精簡，總理不斷易人，誰來管理？於是生產由低增長到停止增長，到負增長。市場則由於物價改革舉棋不定，欲行又止，一再出現搶購之風，貨架空了。最大的百貨商店有時也隻有靠幾個可憐巴巴的傳統工藝品“小套人”來支撐門麵了。老百姓對黨、對改革完全失望了。黨員幹部心灰意冷，也隻有聽天由命了。
軍隊呢？軍隊幹哈使？軍隊政治傾向早已分化。戈爾巴喬夫在政治鬥爭關鍵時刻明確對政敵表示，我要動武就是道義上的滅亡。
1991年“8·19事件”，試圖挽救危局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舉事，被派去執行最重要任務的部隊倒向葉利欽。這不僅宣告蘇共傳統派的徹底失敗，也表明了主流派——戈氏的中派也失去了政治主導地位，此後隻能隨波逐流，以求自保。8月24日，戈爾巴喬夫一項聲明便宣告蘇共中央自行解散，這也許可以視為高度集權的政治體製的弊端給蘇共和蘇聯自身帶來的最後的致命一擊。
五、簡短結語
蘇聯的劇變給不發達國家社會主義政治體製的建設和改革提供了非常深刻的曆史經驗和教訓。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存在一係列需要認真處理的“關係”即矛盾問題。對於這些矛盾，如果認識上簡單、片麵，處理時走極端——過火或不及，就會鑄成大錯，導致嚴重惡果。
美國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斯蒂芬·F·科恩認為，斯大林主義在許多方麵“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特殊極端主義”，“過火行為是曆史上的斯大林主義的本質”。過與不及都是不適度。“度”者，質與量的統一也，即毛澤東所說的“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過“度”了，質量就變了。我們就從這個角度，討論幾點經驗教訓。
（一）對於執政的共產黨來說，“最嚴重最可怕的危險之一，就是脫離群眾”
這是列寧說的。用的是“最嚴重”、“最可怕”這類字眼。可惜他不幸言中。他的後繼者的問題已經不是“脫離群眾”的問題，而是走上了強迫群眾、鎮壓群眾的道路（全盤集體化、大清洗運動）。
蘇聯的教訓在於：人民群眾當然需要共產黨的正確領導，而黨保持其正確領導的根本保證在於時刻不能脫離人民群眾。在加強黨的領導與密切聯係群眾、緊緊依靠群眾之間如何掌握“度呢？如果高高在上，自命正確，輕視實踐，輕視群眾，把群眾僅僅當成什麼“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甚至是社會主義的異己力量，就勢必要搞強迫命令、搞超階段，把自以為代表人民利益的其實是少數人的意誌強加給社會、強加給人民；而一旦遇上阻力，便利用權力、動用武力來掃除障礙。這就非失敗不可了。
人民群眾的利益、願望，老是由少數脫離人民的人來表達，這本身就是荒謬的。正確的領導隻能是科學地總結和表達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要求，給以組織和引導。強製推行廣大民眾所不理解、不接受的主張和措施，本身就談不上正確。而站在群眾對立麵，壓製甚至鎮壓群眾，說明你手中的權力已經變質了！
所以，密切聯係群眾，緊緊依靠群眾，才能保證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也才能保證權力不蛻變為少數官僚特權階層維護既得利益、牟取私利的工具。
不脫離群眾必須從體製上予以保證。要改革、改善蘇聯那種黨與非黨、黨與政、黨與群眾的關係模式。特別是要切實實行表達民意的選舉製度，廢除實際存在的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
（二）全麵、正確地認識和利用資本主義的政治文明成果
列寧有一個提法，“蘇維埃的曆史使命是充當資產階級議會製度以及整個資產階級民主的掘墓人、後繼人和繼承人”。既當“掘墓人”，又當“繼承人”二者之間也有個“度”。但人們常記住的是“掘墓人”，忘記了當“繼承人”。列寧在如何對待西方文明成果上，許多思想很精辟。斯大林就不然。他的“一國建成”和“兩個平行市場”論就表明要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製同西方完全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對於如何吸取西方政治統治和政治管理經驗，他幾乎未曾談及。
其實對西方的政治文明成果也要采取具體的分析批判的態度和方法。資本主義的選舉製、任期製，就是同封建主義的世襲製、終身製相對立，比後者進步的東西。它不應該成為資產階級一家獨有，我們實際上也在采用。再如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應用“權力製衡”原則而采取的統治形式和權力組織形式。社會主義國家不采取“三權分立”，不等於也不應該把權力製衡原則一起拋棄。實踐說明，權力失去了製約和監督’就必然要被濫用，要走向腐敗。
蘇聯政治體製的最重要弊端也就是對權力、特別是最高的權力缺乏相應的權力來製約和監督，於是斯大林這樣的領導人便“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了。難道蘇共丟失政權最重要的原因不在這裏嗎？
建立強有力的權力製約和監督體係，應該是改革蘇式政治體製的中心內容。
問題還不僅於此。今日的世界，由科技革命推動的經濟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遏製地向前發展，由此而來就是東西方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撞擊、衝突、融合，一國政治製度和體製不能不受到外界的強烈的衝擊和影響。關門是不行的，必須有正確的認識，合理的方針和主動的措施。蘇聯的劇變從一個角度看，正是蘇聯領導集團長期以來沒有正確認識和處理這個問題所致，這是值得深思的。
（三）改革不能舍棄發展，改革必須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進行；隻有堅定、穩妥地推進改革，才能有真正的長治久安如何在動態中把握改革、穩定和發展三者之間合理的“度”，可以說是改革領導者最為重要的領導藝術了。
勃列日涅夫領導時期，曾有發展和穩定。但他們保守、僵化，連改革的字眼兒都回避，隻能提“完善”，其實是“完善”斯大林體製，結果就是掩蓋矛盾，粉飾太平，社會越來越沒有生氣和活力，走向停滯，潛伏危機。
其實，真正和恒久的穩定和發展，必須是不斷通過改革來解決阻礙社會發展的矛盾，來消除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穩定是相對的，是動態中的穩定。求穩怕亂隻能無所作為，最後是阻礙了發展，是更大的不穩定，甚至是動亂、劇變。
戈爾巴喬夫提供的是另一方麵的教訓。他開始一個勁地鼓吹“加速發展”，碰了壁了他提出“根本改革”，而且認為隻能是“革命性”的改革。他明確提出反對漸進主義，反對改良。在其“公開性”、“民主化”方針之下，什麼問題都提出來了，矛盾全麵爆發。整個社會思想混亂，經濟進一步停滯、滑坡，政治由混亂到完全失控。問題可以說就出在戈氏不懂得發展和穩定對於順利進行改革的極端重要性。
原載宮達非等主編：《中國著名學者：蘇聯劇變新探》，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