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要樹立各國革命隻能靠各國人民自己進行的觀念，不要包打天下，更不能稱雄爭霸。一國建設與世界各國的革命鬥爭關係如何處理，是蘇聯長期沒有解決好的問題。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對世界革命發展進程長期存在估計過快的樂觀情緒；二是對如何處理各國共產黨之間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缺乏實踐經驗；三是大國沙文主義作怪。所以，從斯大林開始，蘇共就犯了大國主義、大黨主義的錯誤，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幹涉他黨內部事務，到60—70年代，發展為在國際主義的借口下，對別國進行武力幹涉，搞霸權主義、擴張主義。其惡果有三，一是不僅無助、而且有損於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和進步事業，影響各國黨之間的團結，損害社會主義國家的形象；二是不可避免地影響了不同製度國家的和平共處和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三是加重了蘇聯的經濟負擔，成為蘇聯國內社會經濟發展和體製改革的阻礙因素。這就說明在對外關係中，既要堅持國際主義原則，又要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要承認各國人民有權也有能力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製度和發展道路。這對於搞好國內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絕不是無足輕重的事情。
三、共產黨同廣大人民群眾的關係：這是全部全部政治建設、包括政權建設、黨的建設、體製建設和改革的中心問題
研究反“和平演變”、蘇共喪權的教訓，如果繞過這個中心問題，可以說是隔靴搔癢。搞社會主義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行，但領導如果脫離被領導的人民群眾，那就不成其為領導。
所謂共產黨喪失政權，其實就是在重要的曆史關頭、在“自由選舉”中，多數群眾沒有投共產黨代表的票。在近一個世紀中宣傳代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就其總體上看也應該說是為人民謀利益的黨，為何落到這般地步？問題在於原則、理論與實際，綱領、根本製度與體製和具體製度並不完全一致，存在著某種脫節的現象。
從蘇聯的根本製度、從國體上說，它的每部憲法、黨綱都標明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黨是代表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利益的黨。生產資料則是全民所有製或集體所有製。但在這樣的國家裏，並不能像列寧在革命前設想的那樣，人人當“官”，人人參加國家管理，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隻能是黨代表人民管理國家。這就存在著一個專門從事特殊職業——從事管理的管理階層。如何防止這個階層打著“革命”、“為公”的旗號謀取特權和私利？這需要有一套具體製度和體製。這種製度隻能是民主的政治製度、民主的管理製度。然而在蘇聯，選舉製度常常流於形式，委任製被濫用，監督體係十分薄弱。這就難以保證人民的代表、黨政幹部真正對人民負責、接受人民的監督。黨政高層領導、特別是有權威的最高領導人，處於權力寶塔的頂端，幾乎是不受什麼監督和製約的。這是黨群關係長期不正常的體製上的原因。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政治體製改革和完善也遠未革除這種弊端。蘇聯的曆史告訴人們，迷信和照搬西方民主，或拘泥於民主的程序和形式，或搞大民主，會釀成政局失控和動亂；但如果在“革命利益高於一切”的口號下漠視民主的程序和民主的形式，便容易為削弱和破壞民主的行為創造條件，使官僚主義、特權、腐敗現象不受抑製。
解決黨和人民群眾的關係問題，最突電的是黨對農民、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問題。列寧把解決工農業關係問題作為在這樣的落後國家裏建設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經濟任務；把鞏固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看成是工人政權存亡的最重要的政治問題。斯大林在理論上也這麼承認。其實踐卻同理論相去甚遠。一場過急過快的全盤農業集體化運動、在這個運動中對數百萬農民的流放和對農業生產力的直接和巨大的破壞、在運動中建立起來的使農民處於無權地位的農業管理體製，成了爾後數十年國民經濟發展和國內政治生活一個難以治愈的硬傷。
黨與知識分子關係問題，從社會發展趨勢看，是一個意義越來越重大的問題。問題是如此尖銳地擺著：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有前途的一部分，應該成為黨的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呢？還是一支威脅著社會主義製度的、最靠不住的社會力量？這是一個關於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問題。這個理論問題在蘇聯並沒有隨著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黨和國家各級領導者中的比例越來越大而得到解決。對“舊的”知識分子的政策且不說，對十月革命後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斯大林曾正確地強調造就這支隊伍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投資，把它作為“全黨最主要的任務”。他認為把“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當成社會上的“第二等人”是頌揚反動和落後。但由於理論上和體製上的缺陷，蘇聯的知識分子政治上常常成為政治舉動的批判對象；經濟上則不能按勞取酬。為什麼在蘇聯劇變中相當多的知識分子不支持蘇共而成為民主派的中堅力量？恐怕不能由此得出知識分子是靠不住的簡單結論。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之所以是“最革命的階級”，是因為他們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是代表先進的生產方式的最有前途的社會階級。用這個科學的標尺來衡量科技成了第一生產力的當今時代的知識分子，結合蘇聯的教訓，我們不能不改變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實際存在的不正確的觀念。
四、民族關係，特別是俄羅斯民族同其他民族的關係
蘇聯作為一個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長期以來，民族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在蘇聯劇變中，社會主義社會製度的瓦解同國家的解體基本上是同時發生的，這是反社會主義勢力和民族主義勢力相結合的結果。民族關係惡化到這一步，有三點很值得重視。
第一，決不能把民族問題、民族矛盾簡單地等同於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問題。二者有密切聯係，但前者比後者要複雜得多。蘇聯在民族問題上就犯了簡單化的錯誤，把民族矛盾和鬥爭等同於階級鬥爭。他們把任何謀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不加分析地斥之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把它作為階級鬥爭問題，作為反動的東西加以批判和壓製。民族主義的根源，被籠統地歸結為舊社會的影響和國外反動勢力的破壞。斯大林將它稱為“資本主義殘餘”。蘇聯學者說，這種傾向與勞動人民的利益毫無相容之處，它反映了地主一資產階級殘餘勢力的利益。其客觀結果是在敵對國家麵前分裂勞動群眾，認為這首先是資產階級的弊端——舊習慣、舊風俗和舊傳統的餘毒，是企圖複活民族主義情緒和觀念的國外帝國主義宣傳影響的結果。在蘇聯，被認為是“民族主義”的一直受到無情的打擊，並且政治上不得翻身。據統計，在蘇聯的“國事犯罪”中，約有3/4是因“民族主義”入獄的。
第二，要堅持各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發展經濟文化的充分自主權。蘇聯的幾部憲法都規定了各民族自願聯合、權利平等、自由退出的原則，而實際並沒有得到貫徹。對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的強迫合並，對韃靼人、德意誌人等民族的強行遷徙，是對民族平等權利的粗暴踐踏高度集權的政治體製和計劃管理體製使各民族發展本地區的經濟文化自主權受到很大限製。這些都影響著各民族的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成為威脅著多民族國家的不安定因素。蘇聯的教訓告訴人們，必須謹慎地區別各民族的正當利益和合理要求與民族主義的界限；必須在保持中央必要的集中權力與尊重各民族的自主權之間尋找合理的“度”；在實行聯邦製國家，還必須正確處理黨的組織實行民主集中製與國家結構上實行聯邦製的關係，既不能因為前者而限製和剝奪民族的自主權，也不能因為後者而實行黨的聯邦化。
第三，要充分估計到民族問題的解決、民族的統一和融合的長期性和複雜性。列寧曾認為，發展中的資本主義在民族問題上有兩種曆史趨勢，即民族的覺醒、民族獨立國家的建立；民族的統一與融合。後一種趨勢是資本主義已經成熟，正在向社會主義社會轉化的標誌。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但畢竟是在並沒有什麼成熟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如何估計這兩種趨勢在蘇聯的表現，對於製定正確的民族政策就有重要影響。但蘇聯的官方民族理論片麵地強調民族的統一和融合的趨勢，沒有充分估計到民族的融合是一個長期的、曲折的發展過程，把民族矛盾的消失、民族的統一過程等同於公有製經濟基礎、共同的階級結構的建立和經濟一體化過程，並把這個過程看成是單向的、不可逆轉的。在製定民族發展政策上，他們把它簡單化為：民族平等—民族繁榮—民族融合。事實上，平等如果被搞成平均主義（這是很容易出現的），先進的民族不滿意，後進的民族形成依賴性，因而未必就促進民族的繁榮；而民族的繁榮也不會自然而然地導致民族的統一和融合，因為一些後進的民族也可能由於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而萌發和加強了民族獨立意識，努力謀求更多的獨立發展機會，強調本民族的傳統和文化，增強了離心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