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之後，赫魯曉夫發起的思想解放運動開闊了人們在市場、商品貨幣關係問題上的理論視野。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的《蘇共綱領》提出“必須根據商品貨幣關係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特有的新內容，對商品貨幣關係充分加以利用”。大約過了一年，蘇聯發生了曆時近兩年的對“利別爾曼建議”的大討論。利別爾曼建議的核心思想是利潤刺激，但涉及利用商品貨幣關係問題。大討論中破除了國營企業之間交換的產品不是商品的教條；破除了計劃與市場不相容的觀念，而承認後者是前者的補充。60年代後半期，東歐國家經濟體製改革進人新階段。匈牙利推行新經濟體製，捷克發生了“布拉格之春”。人們對市場、商品貨幣關係的認識又大大前進了一步，提出了使企業成為獨立生產者，必須承認勞動力也是商品等觀點，對蘇聯的傳統經濟模式提出了更為嚴重的挑戰，加上蘇聯在推行新經濟體製過程中產生了新的矛盾，蘇聯領導集團和理論界於是發起規模很大的對“市場社會主義”的批判。他們認為“市場社會主義”是反社會主義的理論，是壟斷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者阻撓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的手段：“市場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取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即生產資料公有製”，“市場社會主義模式與社會主義公有製處於不可調和的矛盾之中”；“否定社會主義製度下有計劃地發展生產的必要性”，而“指令性規劃在國民經濟的領導工作中具有主導作用”；“市場社會主義試圖證明，社會主義製度下的競爭是必要的，而競爭是和社會主義客觀不相容的經濟發展形式”；因此，它“實際上是取消社會主義的另一重要原則——按勞分配”，因為競爭要造成一些企業的倒閉和勞動者的失業，等等。蘇聯對“市場社會主義”的批判，實際上就是維護其傳統的經濟體製和產品經濟模式，其結果是經濟體製改革的停頓，從而也使社會經濟發展停滯下來。
市場作用在蘇聯的三落三起反映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一次又一次地起來反抗束縛經濟發展的僵化教條。盡管每次“起”都使人們的認識向著客觀真理靠近一步，但在半個多世紀中始終沒有能根本打破傳統的理論框架和經濟模式，使蘇聯長期未能形成真正的市場，直至80年代初，95%左右的產品的價格仍然由國家規定，95%左右的物資仍由國家調撥。市場和商品貨幣關係問題上的理論的僵化，造成體製的僵化，阻礙著體製改革的進行，從而使蘇聯經濟缺乏動力和活力，導致停滯和危機。經濟上的停滯和危機使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和改革喪失信心，實際上為各種非社會主義的思潮、觀點的滋長和泛濫提供了市場。最後戈爾巴喬夫錯誤的方針政策又進一步使蘇聯經濟全麵失控、急劇崩潰，陷入了“既沒有計劃，也沒有市場”的境地，導致蘇聯的解體。蘇聯的解體，既是以一黨高度集權為主要特征的、違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規律的僵化的政治體製的解體，也是違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排斥和限製市場作用、以行政管理手段維持僵化的計劃經濟體製的解體。
三
蘇聯經濟搞不好還不僅是經濟管理體製問題，甚至首先不是體製問題，而是經濟發展戰略問題。
蘇聯的經濟發展戰略受到其對外政策戰略極大的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為其對外政策戰略所決定。蘇聯對外政策戰略在各個曆史時期是不同的。從列寧時期的推進世界革命戰略、國際主義的對外關係基本政策到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緩和政策”和“實行進攻性階級鬥爭戰略”——即對外擴張、爭奪世界霸權，其間變化不小。但在決定蘇聯對外戰略的主觀因素中，也存在幾個幾十年裏一脈相承的、經常起作用的因素。其一，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各個時期在不同程度上要考慮其“國際主義義務”。除列寧之外，曆屆最主要領導人有誰能算是真誠的國際主義者？但即使是對勃列日浬夫時期，我們也不能簡單地說蘇聯推行的是純粹的大國主義、霸權主義。熟悉情況的美國駐蘇大使阿瑟·哈特曼也承認蘇聯除了“俄羅斯色彩”外，還有“共產黨的色彩”。其二，蘇聯是第一個，而且在很長時間裏是惟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它長期處於帝國主義的包圍之中，不能不隨時準備粉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顛覆陰謀，警惕戰爭的危險。斯大林之所以確立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這裏。其三，蘇聯是一個具有擴張主義、沙文主義傳統的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國家脫胎出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從斯大林開始，在蘇對外政策戰略上，越來越鮮明地打上沙皇的擴張主義傳統的印記。其四，蘇聯是世界大國。上述因素加上大國的地位使其比一般國家更多地想要在國際社會起作用。在當今世界如此尖銳激烈的國際鬥爭和競賽中，它更不可能甘於寂寞，安於國內事務，除非它病人膏肓，一蹶不振。
除上述因素外，我們特別要談到共運史上不甚科學的、陳舊的論斷對蘇聯外交戰略的影響。勃列日涅夫時期所以實行咄咄逼人的“進攻性階級鬥爭戰略”，同他們長期以來用絕對化的思維方式看待兩種製度不無關係。他們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製度的關係看成是絕對互相排斥和全麵對立；把社會主義製度看成絕對的優越、不間斷的社會進步，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實力；而把資本主義看成是絕對的腐朽，是不斷深化的危機，不能如實地估量資本主義的新發展新情況。1928年共產國際六大關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估計，一直被沿用到80年代初。1966年蘇共二十三大認為“整個資本主義體係經受著總危機”。1971年蘇共二十四大雖然提到當代資本主義“正在適應世界上的新形勢”，但同時又說這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作為一個體係的穩定。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在“繼續加深”。蘇共二十五大重申二十四大的判斷，進而強調關於“當前的資本主義能避免危機的神話——已經破產”。1981年蘇共二十六大認為“資本主義總危機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僵化的不切實際的估計，加上蘇聯在經濟、軍事上一度取得較大進展，使得勃列日涅夫躊躇滿誌地宣稱，蘇聯“有實際可能在世界帝國主義體係一係列環節實行進攻性階級鬥爭戰略。並隨時作為使經濟轉人戰時軌道的準備”。70年代後半期蘇聯接連不斷地對外擴張，就是基於這種盲目樂觀的估計。然而，蘇聯躍上軍事強國的頂峰之時，也是其經濟不可挽回地走下坡路之日。
其稱雄、爭霸天下的戰略對經濟發展的巨大影響表現在：第一，這種戰略使蘇聯長期（從20年代後期到80年代中期）身不由己地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如果說，20—30年代斯大林實行“優先”戰略是必要的話，那麼在蘇聯宣布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之後，蘇聯人繼續宣稱“甲類工業優先發展的原則依然是適用的”則隻有作別的解釋了。優先發展重工業實際上主要是優先發展軍事工業。戰後蘇聯國民生產總值1/4、機械工業部門的70%產值來自軍事工業，這個數字很說明問題。第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造成國民經濟中農輕重比例、軍用與民用、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費資料的生產長期是一條腿太粗，一條腿太細，處於嚴重的失衡狀態中。第三，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使蘇聯長期執行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人民生活得不到應有的改善。第四，優先發展軍事工業使蘇聯耗費了大量的人、財、物力。據統計，蘇聯軍費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15%（1982年），蘇聯60%的優秀科學技術人才以及大量精良的技術設備集中於軍事部門。這當然是以犧牲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為代價的。第五，蘇聯的“優先”發展戰略要求國民經濟管理權力高度集中，阻礙著蘇經濟管理體製的改革。最後，根據蘇聯的對外戰略，它到處要去履行“國際主義義務”，從而給自己背上日益沉重的包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每年花在阿富汗、越南、古巴等國的開支竟達近百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