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政治體製存在的問題弓I起了列寧的不安。他在病重期間和臨終以前，還在總結政治體製建設的經驗教訓，思考政治體製改革問題。這集中地反映在被稱為“政治遺囑”的五篇論文和1922年12月《給代表大會的信》中。列寧在這封信中，開門見山頭一句話便是“我很想建議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對我們的政治製度實行一係列的改變”。列寧對改革政治體製的主張，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改革國家機關，加強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列寧在其晚年、在其病重期間，極為關注如何維護工人階級政權問題，把它看成是決定共和國的命運和社會主義的前途的生死存亡問題。同時，鑒於當時官僚主義已經十分嚴重，他又十分強調反對官僚主義、改革國家機關任務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列寧是如此辯證地提出問題：如果沒有“國家機關”，那我們早就滅亡了。“如果不進行有係統的和頑強的鬥爭來改善國家機關，那我們一定會在社會主義的基礎還沒有建成以前滅亡”。在五篇“政治遺囑”中，有四篇論及國家機關的改革問題。其內容包括采取堅決而切實的措施來精簡國家機構；對國家機關管理人員實行培訓和考試製度，如錄用工農檢査院的工作人員，必須通過國家機關知識、基本理論、行政管理和公文處理等基本知識的考試；加強勞動組織管理和行政管理的科學研究工作，“派幾個有學問的切實可靠的人到德國或英國去搜集書籍和研究這個問題懸賞征求有關教科書等。
第二，增加中央委員會的人數，增強黨的領導核心的穩定性。列寧病重期間，最為擔心的就是階級、黨發生分裂的危險。他語重心長地提醒說我們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以及我們全黨的主要任務在於密切注視可能產生分裂的情況並預防這種情況”。他建議使中央委員會的人數（由十一大的40名）增加到50—100名，以防止中央一小部分人的衝突對全黨的前途產生過大的影響。他認為人多了，“因某種不謹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險就愈小”。在防止分裂問題上，列寧對“掌握著無限的權力”的總書記斯大林是否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表示憂慮，並建議把他從總書記的位置上調開。
第三，健全和完善黨和國家的監察機構和製度。在列寧的改革國家機關計劃中，最重視的是改組工農檢査院。因為工農檢査院本來就為一切國家機關而設的，其活動涉及一切國家機關；而這時的工農檢査院卻搞得很糟，沒有什麼威信，因而健全和完善監察機構和製度的核心問題是改組工+檢查院。黨的監察機關在十一大之後也被削弱，監委的權力和獨立性被縮小了。針對上述情況，列寧提出兩個監察機構合並起來，使這個新的監察機構擁有與黨中央平行的權力，其成員權限也與中央委員大體相等，有權出席政治局會議，有權“審査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列寧強調出席政治局每次會議的中央監察委員，應該形成一個緊密的集體，“不顧情麵”地對黨中央和政治局的工作提出質問、審査各種文件，並且要做到絕對了解情況和使問題處理得非常正確。
列寧提出的改革主張中，顯然也未改變“無產階級專政體係”的基本原則，但已經涉及問題的核心，即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也涉及權力互相製約問題，是切中時弊的。可惜，列寧過早離開人世，其主張和設想沒有得到真正的實現。
三、幾點看法
第一，權力集中的必要性與列寧的曆史功績。列寧領導時期確立起來的蘇俄政治體製，權力的集中是曆史事實。如何評價？筆者認為，首先必須看到，權力的集中在當時是必要的。它對於粉碎國內外強大敵人的進攻，保衛無產階級政權，抵製和戰勝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保證黨內的團結統一，保證俄國在艱難複雜的環境中向社會主義過渡，起了積極的重大的曆史作用。假如以列寧為領袖的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權，拘泥於形式上的民主，不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從實踐上和認識上實行一係列重大轉變，那將會出現什麼樣的政治局麵呢？
這裏涉及對列寧的評價問題。既然權力的集中在當時是十分必要的，列寧領導創立了蘇俄政治體製就是他的一個重大的曆史功績。列寧的功績還在於，他在領導建設蘇俄政治體製的過程中，提出了一係列的重要理論和重要原則，如實行黨政分工、貫徹集體領導原則等等，對於當時、後來和今天的社會主義政治體製建設和改革，在實踐上和理論上，均有重大意義。當然，必須看到，這些理論和原則，有的貫徹得好一些，有的實行得差一些，在這裏，把“理論上的”和“實際上的”區分開來是十分必要的，否則就不能客觀地、全麵地估價蘇俄政治體製和列寧的思想。即使是理論上，列寧也不是對所有的問題都正確地回答了。比如，列寧雖然提出黨政必須分工的正確原則，但他又認為，“我們是執政黨，所以我們不能不把蘇維埃的‘上層’和黨的‘上層’融成一體，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他認為黨“掌握著行政管理，就是說，管理著國家”，他一方麵正確地指出黨不能製定法律，但又認為“黨的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對於整個共和國都是必須遵守的”。可見，假如把領袖說的一切都說成正確就同要求他一切都正確一樣，是脫離曆史實際的。
盡管在列寧時期，權力也是過於集中的，蘇聯高度集權的政治體製的形成時間，還應算是三十年代中期。那麼，同樣是權力過於集中，列寧領導時期形成的蘇俄政治體製與後來斯大林時期的政治體製有何區別？明顯的區別有兩點。一是蘇俄政治體製是處於高度集權政治體製基本框架的初步形成階段，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中，從國內戰爭結束以後的情況看，如果不是列寧過早去世，民主化程度有可能得到較大的提高，權力過於集中的狀況有可能得到較大的改變，雖然較短時期內不可能有根本改變；而到三十年代以後，高度集權的體製巳經最終確立起來並凝固化了。二是兩個時期集權的程度有重大差別。列寧領導時期，雖然從總體上說，權力也是過於集中，但處於權力頂端的黨的領導核心，是一個實行黨的集體領導製度的政治家集團。而斯大林領導時是個人集權。個人集權製是高度集權的極端表現形式。個人集權、個人崇拜、領袖終身製正是這種僵化體製的最重要特征，最難治愈的頑症。
第二，權力集中的基本原因。從上述兩個時期政治體製的區別中，可以看到，形成權力集中的政治體製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原因。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個人集權、個人崇拜雖然有極其深刻的社會曆史原因，而且客觀的原因是基礎，但是主觀因素，領袖個人的素養、品格、作風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條件下，甚至可以起決定的作用。列寧領導時期與斯大林領導時期，國內外環境、形勢與任務等’並無根本的不同。列寧領導時期，可以堅持集體領導製度，抑製住對領袖的個人崇拜；但斯大林卻沒有做到這一點，這與斯大林擅權、專斷、粗暴、多疑的品格和作風關係極大。
個人集權製、個人崇拜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基礎上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一段時期裏，權力比較集中，則是客觀條件決定的。下列情況是值得深思的。列寧在十月革命前的17年裏，有15年僑居西方，很有民主素養、作風和習慣。他不僅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創造性地提出了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相互關係學說，在實踐上也堪稱堅持民主集中製和集體領導製度的模範，他在十月革命前設想的也正是一種有高度民主的政治體製。所有這些雖然都對蘇俄民主政治建設發生了不容低估的影響，但也沒有改變在一段時期裏權力集中的發展趨勢。這說明形成這個權力集中的蘇俄政治體製的決定性因素是客觀的社會曆史條件，是俄國的國情，即俄國經濟文化的落後性和由此決定的過渡時期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和嚴重性。
這裏想進一步說明的是，雖然前述的一係列轉變大多數是在國內戰爭時期發生的，但是，戰爭的因素是短期起作用，是作為階級鬥爭極端尖銳化的表現形式發生作用的。根本起作用的是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階級和階級鬥爭狀況。例如，國內戰爭結束以後，實行了新經濟政策，這在客觀上也要求相應地擴大民主。黨的十大在決定轉向新經濟政策時，也確實決定用“工人民主製”代替“極端集中製”。但是，由於當時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強大和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泛濫，以及反映這種錯誤思潮的黨內派別集團的活躍，十大又同時通過了《關於黨的統一》、《關於我們黨內的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決議，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嚴禁派別活動。造成這種矛盾現象的原因在於，在這樣一個小資產階級眾多、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裏，一方麵是官僚主義、特權思想容易滋生，需要強調發揚無產階級民主加以反對和抵製；另一方麵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強大，在一定條件下就會產生無政府主義傾向，侵蝕無產階級隊伍，威脅蘇維埃政權，幹擾和阻礙向社會主義過渡，因此需要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必要的國家強製作用，這就使民主的發展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製。這看來是不發達國家在向社會主義過渡中政治生活中的一個特點和普遍現象。
第三，政治體製改革與經濟文化建設的關係問題。列寧在批判孟什維克關於“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時，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正確的理論：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可以先奪取政權，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製度的基礎上，在經濟文化方麵趕上西方。這裏強調政治權力、政治製度對發展經濟文化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另一方麵，列寧在實踐中也深深懂得經濟文化落後對政權先進性的影響。他較早就看到，“文化落後性卻貶低了蘇維埃政權並使官僚製度複活。”因此，落後國家在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之後，要實現社會主義，根本的任務是發展經濟文化。列寧領導的黨，在十月革命後三次作出把工作重心從軍事和政治戰線轉移到經濟戰線的決定，列寧還提出了在一定條件下經濟就是主要的政治的論斷，他把文化建設作為俄國建成社會主義的一個劃時代的主要任務提出來。這啟示人們，民主政治的發展必須是以經濟文化建設的發展為基礎的。政治體製的弊端不是僅靠改革本身就可以根除的。
這當然不是說，政治民主建設隻有等到經濟現代化實現以後進行，也不是說，經濟搞上去政治就自然而然民主化了。列寧雖然反對在改革國家機關、反對官僚主義問題上急躁冒進、急於求成，但他同時強調要進行頑強和堅持不懈的鬥爭，反複地幹，不要一遭到失敗就垂頭喪氣；他一方麵看到工農文化水平的低下，必須吸收專家參加行政和經濟管理，另一方麵大力主張在民主政治建設中要“到我國專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發掘新的力量”，即依靠工農大眾。
列寧領導蘇俄政治體製建設時間不長，但經驗教訓是很豐富的，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借鑒。
原載《北京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