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一些東歐國家的劇變，基本原因之一，也在於沒有真正實行政治經濟體製的改革和模式的轉換，如保加利亞和民主德國。這裏就不詳加論述了。
如果說，東歐各國都不同程度搬用蘇聯模式，沒有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各國實際的結合，從而使這種社會主義體製缺乏生命力的話，南斯拉夫則是另一種情況。南斯拉夫早在蘇南衝突中就批判和摒棄了斯大林模式，建立了社會主義自治製度，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也為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為什麼在東歐劇變中，南斯拉夫也發生了解體和內戰呢？原因同樣也是多方麵的。從思想路線上說，南斯拉夫是破除了斯大林的教條主義，卻陷人了另一種教條主義，即南斯拉夫人自己說的“新的教條主義”。在不少問題上，把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某些具體論斷作為建立自己的體製的根據，結果脫離南的實際，超越了南社會的發展水平；如南斯拉夫的自治理論就是根據馬克思的“工人階級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和未來社會是“自由人聯合體”的理論。而實際上南斯拉夫工人群眾的素質和覺悟水平並沒有那麼高，因而在實行自治製度中往往出現本位主義、福利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傾向，南斯拉夫破除了蘇聯的國家所有製而確立馬克思設想的“社會所有製”，但結果實際上成了無人負責製。南斯拉夫搬用馬克思的“國家消亡論”，從經濟領域開始“非國家化”和“非集權化”，結果變成了“共和國中心主義”、“國家至上主義”，等等。當然，南斯拉夫這種“照搬”是可以理解的。20年代後開始的國際共運和各國共產黨內的鬥爭中，有一個不好的傳統——“打語錄仗”。誰不到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中尋找某些論斷作為根據和武器，誰就可能在黨內鬥爭和共運的論戰中處於被動地位。這種非馬克思主義的做法也是產生教條主義的一個原因。
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大勝利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走過曲折的道路。其間交替出現的挫折和勝利都同我黨是否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緊密相關。
在建國初期的七年中，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事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是因為黨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基礎上確定了正確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此時，我們黨麵臨著新的形勢和新的任務，知識不足，經驗缺乏，因此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實行了“學習蘇聯”的基本方針，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學習蘇聯的高潮。但從總體上說，這種學習並不是照搬，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有分析地學習。如在政治體製和政權建設上，我國基本上是根據自己的國情，在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體製的基礎上進行的。我們沒有照搬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根據中國的實際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後者與前者實質雖然一樣，但有明顯區別，突出之點是把民族資產階級劃定在人民的範圍內。我們沒有沿用蘇聯的蘇維埃的政權構成形式，而采取了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我們也沒有搬用蘇聯的聯邦製國家結構形式，而是建立了單一製的國家，同時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更重要的是我們沒有采用蘇聯式的一黨製，而是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自然，我國的某些做法，如黨政直接對口領導體製和幹部管理體製，也存在仿照蘇聯體製的問題；我國的政治體製也存在著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
在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我黨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與我國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麵，我們借鑒了蘇聯的經驗教訓，創造了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到高級社的過渡形式，對富農經濟采取了由限製到逐步消滅的政策；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麵，則是通過一係列的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實現了馬克思、列寧曾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當然，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也存在著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過於簡單劃一的缺點和偏差。從廣義上說，這也反映了蘇聯模式的影響。
“學習蘇聯”主要表現在經濟體製和經濟文化建設上。這個學習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我們采用了蘇聯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建立了蘇聯式的以指令性的計劃管理為主要特征，以行政方法為主要管理手段的體製。根據我國當時的實際，這種學習是很有必要的，作用是積極的。正如毛澤東同誌後來所總結的，“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麵，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須看到，在這個學習運動中，確實存在著局部的教條主義錯誤。對蘇聯經驗“不能有絲毫懷疑”、“科學技術上也要倒向蘇聯”等口號和觀點突出地反映了這種錯誤。更為嚴重的是把對待蘇聯的態度不加分析地作為衡量革命與反革命、進步與反動、愛國與賣國的標準。這些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起了惡劣的作用和久遠的消極影響。
1956年是國際共運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轉折年代。這一年，毛澤東同誌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重要報告，以蘇聯經驗為鑒誡，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以實事求是的精神研究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中的問題，初步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建設的若幹新方針，實際上也是提出了探索有別於蘇聯模式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模式。這個報告和緊接著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不僅對中國，而且對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從而大大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本人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可惜，當黨麵臨著工作重心轉移而需要特別謹慎的這個時候，毛澤東同誌逐漸驕傲起來了，逐漸脫離了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開始削弱以至破壞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製。他誇大或錯誤地判斷了階級鬥爭形勢，誇大了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和主觀意誌、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主要由於這些原因，使得他在上述著作中從實際經驗總結出來的某些正確的思想觀點得不到貫徹。這樣，在我國開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中，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建設和體製建設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出現了嚴重失誤，如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擴大化、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的“反右傾”、1963年至1965年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鬥爭中的“左”傾錯誤，等等。
在十年“文革”中，上述失誤發展為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使黨和國家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裏的問題是，從理論到實際堅持同教條主義進行了長期的鬥爭的毛澤東同誌，對蘇聯模式的弊端、對斯大林的錯誤已經有了認識的毛澤東同誌，為什麼在其晚年還犯了類似他本人曾經批評過、反對過的錯誤呢？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總的說來，是因為他在“文革”中的理論和實踐“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在理論上，他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係列“左”傾的方針和政策；從實際上看，他對這時我國的階級鬥爭形勢以及黨和國家的政治狀況作了主觀主義的、完全錯誤的估計。比如，說黨內“走資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有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就是“根本沒有事實根據”的。毛澤東此時已經離開了他自己製定的對待馬列主義的正確方針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毛澤東逝世以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處在重要的曆史關頭。經過十年動亂。積累了一係列嚴重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百廢待舉，百業待興。黨能否完成這個艱難的任務，關鍵是對“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采取何種態度。當時主持黨中央領導工作的華國鋒同誌，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實際上是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鄧小平同誌旗幟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提出了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命題。接著，發生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這實際上是一場關係到黨的思想路線的原則分歧的爭論，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鄧小平等老同誌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同誌提出具有重要意義的“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他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隻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緊接著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
這場關於黨確立什麼樣的思想路線的爭論，是一次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爭論。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打破了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伽鎖，對於各條戰線實際工作的撥亂反正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曆史作用。如果不是重新確立這條思想路線，就不可能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的方針，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就不可能對重大的曆史是非進行認真的清理，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就不可能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和調整各項政策，就不可能使一大批無辜受迫害的幹部恢複工作，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後來也不可能形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總之，不可能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
但是，關於堅持什麼樣的思想路線問題的爭論，並沒有在我黨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後就停息。實際上，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改革開放的波瀾壯闊的曆史進程中，幾乎每前進一步都要伴隨著一場思想路線方麵的爭論，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衝破落後的傳統觀念和主觀偏見的束縛，把改革開放推向前進，還是教條式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原則、某些本本，固守對社會主義的一些不科學的甚至是扭曲的認識？可喜的是，鄧小平同誌和中央領導集體，始終頭腦清醒，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批評“左”的和右的，特別是“左”的錯誤傾向，衝破一個又一個的思想障礙，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奪取改革開放的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正是因為有了這條思想路線，我們黨才能夠尊重農民群眾的願望和創造性，廢除人民公社，積極支持試驗，實行家庭聯產承包這一長期被當作姓“資”的製度，逐步取消農產品的統購派購製度，扶植鄉鎮企業，使農村麵貌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業生產有了很大發展，並為整個改革開放大業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正是因為有了這條思想路線，我們黨才能夠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在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中，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為全麵經濟體製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此後全麵推開了以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的城市改革。
正是因為有了這條思想路線，我們黨才勇於頂住“左”的種種責難，采取對外開放的重大步驟，興辦經濟特區，開放沿海港口城市，開辟沿海經濟開發區，進行利用國外資金、技術、管理經驗，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嶄新試驗，從而使兩億人口的沿海地帶迅速發展，有力地推動了全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
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條思想路線，我們黨才能在我國發生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之後，在蘇聯和東歐劇變中，采取冷靜觀察、沉著應付的方針，實事求是地全麵地總結國內外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經驗教訓，繼續堅持和發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作出一係列正確的重大決策，使我國的改革開放大業繼續前進。當黨處在新的曆史關鍵時刻，一些人在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國際上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中，表現出“左”的傾向，否定改革開放，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甚至要用“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影響和衝擊經濟建設這個中心。1992年初，鄧小平同誌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科學地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以及其他國家社會主義興衰成敗的曆史經驗，明確地回答了近年來經常困擾和束縛我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談話強調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明確提出要警惕右的，但主要是防止“左”；提出了判斷各項工作是非得失的三項標準：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談話中，鄧小平以巨大的理論勇氣，評價了計劃與市場問題，強調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這個重要論述，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貢獻，從根本上解除了那種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看作是屬於社會基本製度範疇的思想束縛，成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思想理論基礎。鄧小平同誌的這次談話，得到同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和黨的十四大的完全讚同。以此為標誌，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人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十幾年中，我們在工作中也發生過失誤和偏差，現在也還麵臨著很多新的困難和問題。但我們黨巳經開創了曆史的新局麵，取得了全黨和全國人民公認的舉世矚目的偉大曆史成就。這個勝利的取得，根本原因就在我黨在十幾年的偉大實踐中，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逐步擺脫傳統模式的框框，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逐步形成和發展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
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新的重大勝利與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劇變，從正反兩方麵說明了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極端重要性。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首先正是取決於黨的思想路線正確與否。
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劇變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嚴重挫折，但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遭到失敗的是蘇聯模式，是教條主義。
現在，世界社會主義事業仍處於曆史性的轉折關頭，仍然存在著向好的方向和向壞的方向發展的兩種可能性。壞事可以變成好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複興的希望首先在於各國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者從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中總結教訓，在警惕右的同時，徹底破除半個多世紀以來教條主義的嚴重束縛，走進思想解放的新天地，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今時代的實際、同各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