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春秋》一書，曆敘吳、越兩國的史事，而重在敘述春秋末期吳、越兩國爭霸的曆史故事。該書雖大量取資於《左傳》、《國語》、《史記》等史籍，但並不拘泥於此，而又采摭摻入了不少佚聞傳說，其中恐怕也不乏作者的想象塑造之辭；同時，它又注意到故事的完整性，注意寫清其來龍去脈。所以，從它記載史事這一點來說，是一部史書；但從它記載的內容與格調來說，又不同於嚴謹的史家之實錄。它實是一部介於史家與小說家之間的作品，可謂是後代曆史演義小說的濫觴。因此，它雖然一向被列入史部，但讀起來卻比一般史書更為生動、更富於情趣，因而更受到讀者的喜愛。不但後代的史籍方誌，如《吳郡誌》之類，常取資於該書；就是後代的文學作品，如唐代的說唱文學《伍子胥變文》，宋元話本《吳越春秋連像評話》，明代傳奇梁辰魚的《浣紗記》，明清曆史小說馮夢龍、蔡元放編的《東周列國誌》，近代的《吳越春秋說唱鼓詞》，現代曹禺創作的話劇《膽劍篇》，蕭軍所著的《吳越春秋史話》等，都或多或少地取材於該書。所以，該書既是一部世所公認的曆史典籍，又是一部膾炙人口的文學名著，在我國的史學史與文學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是一部學習與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人不可不讀的要籍。
一、《吳越春秋》的作者
據史載，趙曄著《吳越春秋》是沒有問題的。至於趙曄的生平事跡，史載甚略。據《後漢書·儒林列傳》可知，趙曄字長君，會稽郡山陰縣（今浙江紹興）人。年輕時做過縣裏的小吏，曾讓他去迎接郡裏來的督郵。由於他稟性清高，不願阿諛奉迎，所以棄職不幹，到犍為郡資中縣（今四川資中）去向當時的經師杜撫學習《韓詩》，潛心於學問，一連二十年也不捎個信回去，家裏的人還以為他死了。杜撫死了以後他才回家，州裏召他做官，他仍未就職，曾被選舉為有道徵士。他的著作首推《吳越春秋》，但《詩細曆神淵》更為當時的學者蔡邕所賞識，以為勝過王充的《論衡》。據《隋書·經籍誌·經部》著錄，他還著有《韓詩譜》二卷、《詩神泉》一卷，但隋、唐時就已亡佚了。史籍未載其生卒年，所以我們隻能根據其事跡稍加推斷。他年輕時即拋棄縣吏之職不幹而就學於杜撫，當在二十歲左右。在杜撫處二十年而杜撫死，當在四十歲左右。據《後漢書·儒林列傳》，杜撫“建初中（公元76～83年）為公車令，數月卒官”。算他死於公元80年左右，由此上推，趙曄當生於公元40年（漢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前後。他的書曾受到蔡邕（公元132～192年）的推崇，想必在他死後不久，由此推測，他可能卒於公元130年（漢順帝永建五年）前後。這些推測雖然不一定精確，但他生活於東漢明帝、章帝、和帝、殤帝、安帝之時（公元58～125年），恐怕是可以肯定的。
據《隋書·經籍誌》、《舊唐書·經籍誌》、《新唐書·藝文誌》、《郡齋讀書誌》等著錄，趙曄所撰的《吳越春秋》是十二卷，而現存的《吳越春秋》卻隻有十卷，有些本子還將它合為六卷，可見今傳的《吳越春秋》已不是趙氏的原著了。《隋書》又著錄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十卷。《唐書》也載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煩》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十卷。這些著作與趙曄之作是否有關呢？《崇文總目》卷三在著錄了“《吳越春秋》十卷”與“《吳越春秋傳》十卷”之後加按語說：“唐皇甫遵注。初，趙曄為《吳越春秋》十卷。其後有楊方者，以曄所撰為煩，又刊削之為五卷，遵乃合二家之書考定而注之。”此說若是事實，則趙曄、楊方、皇甫遵三家之作雖不相同，卻也有聯係。而流傳至今的《吳越春秋》十卷，應該是皇甫遵的考定本。雖然它的原著者是趙曄，但經過楊方的刊削與皇甫遵的訂正，早已不同於原著了。所以，我們也就不能簡單地說它是“趙曄所撰”。這種情況，與《東周列國誌》有相似之處。如果說，《東周列國誌》的作者被題為“蔡元放”不太妥當而應題為“馮夢龍、蔡元放”，那麼《隋書》將十卷本的《吳越春秋》題為“皇甫遵撰”也就不太妥當而應該改題為“趙曄、皇甫遵撰”。
據《崇文總目》之說而得出的這一結論是否能成立呢？後人議論紛紜。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完全承襲《崇文總目》之說。
徐天祜則認為今傳之十卷本為趙曄所著，楊方、皇甫遵之書已不傳。
楊慎則對傳世的《吳越春秋》之作者表示疑問。其《丹鉛餘錄》卷十四說：“《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世所行，曄耶？方耶？”
胡應麟則認為今本為趙曄之作，而非楊方之作。他在《少室山房筆叢》卷五《丹鉛新錄一》中說：“案隋、唐諸《誌》。楊方所撰名《吳越春秋削繁》，南渡尚存見。《通考》蓋以曄所撰太繁，故芟削之，若劉孝標《九州春秋鈔》之類耳。夫東京、六代文體迥異，即二書並行，豈能惑具眼哉？”
姚際恒《古今偽書考》完全承襲楊慎之說而不加論斷。
餘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認為今傳十卷本為皇甫遵之書。
黃雲眉《古今偽書考補證》認為今傳十卷本是楊方之作。
今傳《吳越春秋》十卷的作者究竟是誰呢？我認為應該題為“趙曄編著、皇甫遵刪定”。
說“趙曄編著”，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因為楊方、皇甫遵的《吳越春秋》，都不過是在趙著的基礎上加以刪削、考定而成的。所以，今本即使最終出於皇甫遵之手，也不能將趙曄排除在作者之外。但另一方麵，我們也不能簡單地隻題“趙曄撰”。因為今本實非趙氏原著，它與趙氏原著相比，不但被刪削了，而且也被改動了不少。這從古代類書與注釋的引文中可以得到證實。
我之所以不把楊方當作為今本的作者之一，是因為：《晉書》卷六十八《楊方傳》說他“著《五經鉤沈》，更撰《吳越春秋》”，這所謂“更撰”，不過是改編而已，究其實，也就是《崇文總目》所說的“刊削”。其書在當時可能是以《吳越春秋》為書名而行世的，所以《晉書》隻說他撰《吳越春秋》。但當時趙曄的十二卷本同樣流行，正如胡應麟所說，它是不能“惑具眼”的。所以《隋書》、《唐書》的編著者在著錄時就不再承襲《晉書》而正其名為《吳越春秋削繁（煩）》。楊方既然以為趙書煩而大加芟削，恐怕是不會再作什麼增補的。就是說，他的書不過是趙書的刪節本，其中並沒有他的創作成果。所以，我們不應該將他視為《吳越春秋》的作者。有人以為楊方對趙書有削也有增，恐怕是不符合事實的。《崇文總目》所謂“遵乃合二家之書考定”，恐怕也隻是指取趙曄之書、參照楊方的刪削方法加以刪定而已。就是說，楊方之書不過是皇甫遵考定時的一種參考資料，而不是一種原材料。皇甫遵的十卷本，根本不是簡單地將楊方的五卷析為十卷，再去其“削繁”之名而成的。他的十卷本，應該是一種較趙書為簡而較楊書為詳的本子，所以皇甫之書一流行，楊方之書便無甚價值而漸漸地失傳了，而決不是後人將楊方之書改題為“趙曄撰”。
我之所以要把皇甫遵當作今本的刪定者而著其名，是因為今傳之十卷本實即皇甫遵的考定本。它們的卷數相同當然是一個重要的證據。另外，皇甫遵本是一種注本，所以《唐書》將《隋書》的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十卷正名為《吳越春秋傳》十卷。大概後來的本子刪去了他的注，所以又轉題為趙曄撰，但其中卻不免殘留下皇甫本的痕跡。顧廣圻、蔣光煦都曾見到過影宋鈔本十卷。蔣光煦雖說它“無注”，但從他的校記中可以看到，宋本還殘留著一些注釋。如卷三：“胥乃貫（‘烏還切’三字，宋本原注）弓執矢。”卷四：“會楚之白喜（宋本有注雲：‘上音伯，下音嚭。下文同。’）來奔。”卷六：“化為黃能（宋本有注雲：‘囊來切，鱉三足。’）。”這說明，題為趙曄撰的宋本十卷，實出自皇甫遵“考定而注之”的本子。《宋史·藝文誌》著錄了“趙曄《吳越春秋》十卷”、“皇甫遵注《吳越春秋》十卷”兩種本子，其間的區別恐怕隻在於注釋的有無，其原文恐怕是一樣的，即都是皇甫遵考定的十卷本。皇甫遵在考定時，將趙氏的十二卷本刪削改動了不少，這一點已為古代類書及古注的引文所證明。所以，宋以後流傳的十卷本，如果不題“皇甫遵刪定”而隻題“趙曄撰”，就不能反映出該書作者的真相和全貌。因此，皇甫遵應被看作為今本《吳越春秋》的準作者而著其名。本書暫依傳統說法，姑題為趙曄原著。
末了需補充說明的是，古代凡抄撮舊史、刪削他書、考訂校注等皆稱“撰”，所以，趙曄抄撮《左傳》、《國語》、《史記》以及傳聞異說被稱為“撰”，楊方刪削趙書也被稱為“撰”，皇甫遵考定趙、楊二書而加注也被稱為“撰”。但真正要確定其作者，是不能不作具體分析的。
二、《吳趙春秋》的流傳
《後漢書》卷七十九載趙曄“著《吳越春秋》”，可知該書成於東漢。《晉書》卷六十八載楊方“更撰《吳越春秋》”，可見此書到晉代又有了改編本。據《隋書》、《唐書》以及鄭樵《通誌》卷六十五的著錄，可知在隋、唐、北宋期間，此書有三種傳本，即趙曄的原本十二卷，楊方的刪節本五卷，皇甫遵的刪定注釋本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誌》卷二上著錄了“《吳越春秋》十二卷”，並說：“右後漢趙曄撰。吳起太伯，盡夫差；越起無餘，盡勾踐。內吳外越，本末鹹備。”可見南宋初年趙氏的原著尚存。《藝文類聚》、《初學記》、《文選》注、《史記》注、《太平禦覽》等引文有不少不見於今本，也可說明唐、北宋時期趙氏的十二卷本並未亡佚。但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未著錄此書，《宋史》卷二百三也隻載“趙曄《吳越春秋》十卷，皇甫遵注《吳越春秋》十卷”，由此可以推知，趙曄所著的十二卷本及楊方所芟削的五卷本在宋末元初都已經亡佚⑩，剩下的就隻有皇甫遵刪定的十卷本了。清代顧廣圻曾見到過影宋鈔本，並在乾隆甲寅（公元1794年）九月用它校過明刻本；蔣光煦也曾用影宋本校過。從他們的校記中可以知道，宋本是十卷本，文字與明刻本稍異，僅有極少幾條注釋。但這種影宋本現在也早已亡佚了。
《吳越春秋》現存的最早刊本，是元大德十年丙午（公元1306年）紹興路儒學刻明修本。這是元代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克昌支持刊刻的，由前宋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祜作序，並加考訂音注。該書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恐怕是孤本了。今未見該書，難以評論。但該板既在明代修過，恐怕與元代的原刻本不盡相同了。但該本與其他翻刻本相比，無疑是值得珍視的。元代的大德刻本對《吳越春秋》的流傳影響極大，後世的刻本都源自大德本。
明代有好幾種刻本，其中最能體現大德本風貌的有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鄺廷瑞、馮弋的刻本，該書共十卷而又分上、下。該本現存雖已不多，但上海涵芬樓輯印《四部叢刊》時於1929年影印了此本，所以現在也易見到。此外還有一種明代翻刻十卷本也甚佳。這種本子每半葉9行，每行17字，其刻書年月及刻書人均未標明，所以莫友芝還以為是大德原版的重印本。其實它隻是明刻本。徐乃昌在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將它輯入《隨庵徐氏叢書》而校刊印行，其“字畫行款，一仍其舊”，所以也可利用。明代萬曆丙戌（公元1586年）馮念祖臥龍山房也翻刻過大德本，十卷。該本現存尚多，較易見到，可惜誤字甚多。明代除了保留十卷本麵貌的翻刻本外，又有人將十卷合並為六卷，即將前三篇合為第一卷，第六、第七篇合為第四卷，第八、第九篇合為第五卷。他們雖然保留了徐天祜的注，卻刪去了徐天祜的序以及書末的銜名，文字也多異同。吳輯校的《古今逸史》中的《吳越春秋》，何允中輯刊的《廣漢魏叢書》中的《吳越春秋》，都是如此。這兩種六卷本也為後人所重，後世翻刻影印者不少，其實不足稱善。
清代的刊本不少，但大多是六卷本，如：（一）汪士漢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搜羅《古今逸史》殘版重加印行的《書廿一種》本，其版除卷一至卷五的第一葉有所剜改外，其他與《古今逸史》本同。該書嘉慶九年（公元1804年）又重刊過。（二）於敏中等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所輯的《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該本為鈔本，今藏中國台灣故宮博物院。但現也有影印本可供利用。（三）乾隆《欽定四庫全書》本，也是鈔本。據《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中的《吳越春秋》為十卷本，但台灣商務印書館於1986年影印的《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吳越春秋》卻與《四庫全書薈要》本一樣，是六卷本，不知他閣是否抄有十卷本。文淵閣本抄校於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現已影印，流傳甚廣。該本雖為禦製，但誤字卻不少。（四）王謨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輯刊的《增訂漢魏叢書》本，該本後來翻刻者甚多，有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紅杏山房刊本，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三餘堂刊本，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藝文書局刊本，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上海大通書局石印本等等。除六卷本外，清代也有十卷本傳世，如：（一）徐維則光緒廿年（公元1894年）所輯的《會稽徐氏初學堂群書輯錄》中的《吳越春秋》，該本為稿本，藏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二）徐乃昌《隨庵徐氏叢書》本（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