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軍事訓練理論建設不足
宋代的兵書傳世的有一定數量，兵學文化也曆來被認為非常繁榮。但是這種繁榮隻是限於前代的總結，而基於當代軍事形勢卻沒有多少實際理論，這也不可避免的影響到軍事訓練理論建設。
傳世的宋代兵書中，《武經總要》談到軍事訓練相對較多，但也隻是集中北宋中期之前，此後再無專著探討軍事訓練。吳璘據說曾著有兵書，分析“疊陣法”，其著作中可能會涉及軍事訓練，可惜已經失傳。
宋人大量奏折、時論、兵書中經常講軍事訓練，但其中多是泛泛而談，不能切入實質性問題，即不能提出“練什麼”、“怎麼練”的解決之道，而這與武將素質密切相關聯，武將素質又與當時的軍政腐敗相連，進而造成了宋代軍事訓練開展不力。
二、宋代軍事訓練的評價及影響
宋代軍事訓練是基於其自身的作戰任務而存在與發展的，其重步兵訓練與“以步製騎”的訓練思想，是對前代軍事訓練體係的總結，也是依據實際情況製定的訓練措施。從當時實戰來看，宋軍的軍事訓練效果應該是取得了一定成績。北宋對西夏戰爭從初期的失敗，到之後逐步取得一些戰果，都與軍事訓練密不可分。至於北宋與金的戰爭，失利原因是多方麵的，不能據此一概否定北宋的軍訓情況。南宋初年宋政府依靠在戰火中成長起來的精銳軍隊，一度可與金兵分庭抗禮。晚期憑借訓練出的優秀水軍和出色守城技術令蒙古軍隊一籌莫展。可以說都是宋代軍事的輝煌成就，也是軍事訓練的必然結果。
比較宋代軍事訓練，其對前代的繼承是當然的，不能以簡單的合理與不合理劃分。它繼承的肯定是適合自身作戰特點與軍事任務，不合適的必然拋棄。適用於漢唐的訓練方式不見得適合宋代，適合宋代的訓練方式也不見得漢唐會采用，所以評價宋代軍事訓練必須以宋代實際情況為依據。
從宋代軍事訓練體係的構成、中央政府的重視程度以及實戰表現，可以說宋代軍事訓練發展基本是正常的，其中當然也存在種種弊端，但是不能就此全盤否定宋代軍訓。我們應該從中汲取教訓，以便更好地為現實服務。
以筆者所見，宋代軍事訓練對後世的影響，由於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技術等諸多方麵的差異，宋代軍事訓練從內容上已經很難影響到後世軍訓的開展。宋之後的蒙元陸軍以騎兵為主，其訓練與作戰與宋代完全不同，談不上什麼繼承。倒是水軍訓練對元影響頗大，元政府能夠建設強大水軍，必然借鑒了南宋水軍的先進訓練方法。
明代太祖朱元璋倒是很重視陣法訓練，經常與手下武將探討軍隊陣法，但是這種陣法已經與宋代有很大區別。明初軍陣內裝備有大量火器，與蒙古騎兵作戰，先以火器殺傷敵人，次以騎兵衝擊，最後步兵衝鋒。這與宋代可以說已經有天壤之別。明中期後戰車很受重視，但這與宋代裝備弓弩的戰車有本質區別，明代戰車主要是配備火器，正如戚繼光所講：“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何能禦”它是伴隨火器出現另一種新的作戰方式和訓練方法。
宋代軍事訓練的影響主要集中於宋代本身存在問題的警示，後世在進行軍訓時避免再如宋代一般犯下相同錯誤。如明太祖頒布《教練軍士律》，標準明確具體，要求高而嚴，賞罰分明，對軍官更加嚴格。而且明代十分重視將官訓練，武舉武學製度比較發達。此外戚繼光對將帥提出“將德”、“兵法與武藝”、“讀書”、“實踐”等四項要求，認為做到這四點才是合格將帥。練兵時非常注重“練膽氣”，以賞罰為輔助，對士兵進行潛移默化的精神訓練。“兵無膽氣，雖精勇，無所用也，故善練兵者，必練兵之膽氣。”而這些正是宋代軍事訓練中的兩大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