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節遵時訓，神鑣禦素秋。天風掃閶闔，星氣射旄頭。士肅先庚令，民歡載路謳。雷車翻藺石，虻矢裂熊侯。旍首疏千隊，金聲勒萬騶。較能觀樹槊，超力賞亭樓。爽氣生威武，皇歡入宴羞。垂紳參注靺，凱樂間鳴球。雲夢誰誇獵，岐陽枉議搜。欲知神武世，七徳共凝猷。
即使在與西夏作戰屢敗的年代，宋仁宗也並沒有借助“大閱講武”向國民以及外敵顯示宋王朝強大軍事實力的活動，盡管某些臣子極力向皇帝指出“講武”的重要性，如曾鞏在《本朝政要策》中認為：“以至太宗、真宗屢自臨試而蒐擇。故興國有楊村之閱，鹹平有東武之蒐。軍旅之盛，近世無比焉。然自此兵益以廣，議者以動眾為疑，而簡練之綱遂疏，黜廢之法益恕矣。雖天子丁寧，欲救其敝，而群臣莫能本其意焉。”但也如石沉大海，並沒有引起很大反響。
而宋仁宗時期成書的《武將總要》中詳細記載了“講武禮”一項：
仲冬之月，前期十有一日，所司請講武。遂申命將帥，選閱軍士，所由先於都門外芟萊除地為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為和門，於其中擇地為步騎六軍營埒之處。左右廂各為三軍，上軍在北，中軍次之，下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容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凡立五行表。間整列位定，東軍一鼓而舉青旗為直陣，西軍一鼓而舉白旗為方陣以應之，次西軍一鼓而舉赤旗為銳陣。東軍亦鼓而舉黑旗為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為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為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為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為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為圓陣以應之。凡陣遞為客主，先舉者為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為陣以應之。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挑戰於兩軍之前，第一、第二挑戰迭勇怯之狀，第三為敵均之勢，第四、第五為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為直陣，然後變為餘陣之法，五陣畢，兩軍集，俱為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眾皆跪，又擊鼓舉旗，士眾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選。每退行至一表跪起如前，遂複本列。乃講騎軍二軍吹角擊鼓誓眾俱進及表乃止，皆如步軍，惟無跪起。騎軍東西迭為客主，為五變之陣，皆如步法，每陣八騎挑戰於兩陣之間，五陣畢，俱待擊鼓而前，盤馬相擬而罷，遂振旅徒還。
以上種種表示北宋“講武禮”在此時已製度化，最初附著於“講武”之上的現實意義基本消退，講武與檢閱軍訓成果之間再無必然聯係。“自真宗皇帝澶淵之幸，朝廷不複講武”。
三、軍訓層麵講武的興盛與衰亡
中國古代文人喜歡用“仁”來勸阻皇帝醉心“武事”，從宋太宗朝始愈演愈烈的“崇文抑武”經過了數十年積澱，至宋神宗時期已經深入當時士大夫之內心，任何想改變宋朝祖製的嚐試都受到激烈指責，而這對於立誌恢複“漢唐舊疆”、銳意講武的宋神宗來說是無效的。
縱然經過了百餘年，宋太祖訓練水軍的金明池已經成為“水嬉”的場所，初始的軍事訓練演變為供皇帝取樂的遊戲。但這並不代表宋神宗忽視了“講武”活動，隻是相比聲勢浩大的“大閱”式講武，經常性的檢閱禁軍軍訓成果似乎更能引起他的注意和興趣。
甫一繼位，宋神宗就顯示了對於“教閱”軍隊的愛好，熙寧三年（1070）“禦崇政殿閱左藏庫副使開贇所教牌手”，“帝親閱河東所教排手，進退輕捷，不畏矢石。”八年（1075）“大閱八軍陣於荊家陂，訖事大賞。”而他在位的十幾年間，類似記載屢見不鮮。
同樣，當時的文人也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詩句來歌頌皇帝熱心軍訓的行為：
冬令三農畢，時巡萬乘行。川源分壁壘，貔虎望麾旌。王氣雲成殿，天光日繞營。風隨鼓桴急，塵絕馬蹄輕。發石機投短，抨弦火激明。響振摧列缺，影墮落欃槍。令下凝霜肅，恩加挾纊平。搴旗輕俯仰，奪槊妙縱橫。壯士前歌勇，儒生縱觀榮。炙行熢燧舉，觴溢海濤傾。清道遙傳警，鳴鞭夕向城。欲知威略遠，區外讋天聲。
然而，宋神宗的“講武”習慣並沒有被他的兩個兒子繼承。宋哲宗朝曠日持久的黨爭或許已經耗盡了這位年輕皇帝的精力，目前我們所見的史料很少提及宋哲宗專於武事的記載。接下來的宋徽宗，這位藝術家皇帝在醉心自己的愛好之時，也熱衷於對外擴張，盡管軍事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但是宋徽宗好像從未留心於此，“講武”似乎真的從宋王朝消失了。
不管從何種角度，宋欽宗都是悲劇性人物，在其短暫的皇帝生涯中，由於金兵的威脅，為了激勵士兵的戰鬥熱情，靖康元年（1126年），“四月，詔複置教場，春秋大閱，及複內教法以激賞之”。曾經進行了實際行動，但是這已經無法挽救北宋亡國的命運。
北宋不是一個喜歡用武力讓別國屈服的王朝，早期出於統一戰爭的需要，必要的炫耀武力可以事半功倍，宋太宗有一段話對於講武的意義概括最為精確：“（太平興國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帝禦水殿，召近臣觀之，謂宰相曰：‘水戰，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複施用，時習之，示不忘戰耳。’因幸講武台，閱諸軍都試，軍中之絕技者遞加賜賚。”征太原之前的“大閱”正是為了給士兵在即將開始的戰鬥增加必勝的信念。宋真宗“大閱”則是對遼作戰連年不利的情況下的一針強心劑，期望國民不要對軍隊是否能夠保衛國家產生懷疑。但是隨著和平局麵得到來，如果經常性舉行“大閱”，表示在軍事上想有所作為，這對於契丹無疑是一個很危險的信號，宋神宗年間的積極備戰就曾經讓契丹緊張萬分。比起做皇帝來，宋徽宗更適合是一位藝術家，他雖然很喜歡在軍事上冒險，但僅僅局限在對結果的重視。“講武”大概從未在他的腦海中浮現，因而在宋徽宗時期，北宋本來還算強大的軍隊一步步走向腐敗，最終在金兵的打擊下顯出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