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琦、範仲淹等在西北軍事訓練中推行由將領“專任其責”，力求改變“將不識兵，兵不識將”的局麵，使得主帥能夠對士卒訓練狀況有深刻了解，以便實戰中指揮調度。
慶曆年間宋遼關係一度比較緊張，河北軍隊訓練更加受到重視。慶曆四年（1044）韓琦、範仲淹上書建議在河北前線應加強正規軍和民兵軍事訓練，防備契丹軍事進攻：
……四，急於教戰者，於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製，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製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擁令可治兵者，許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製勝之本矣……
而王德用不失時機在河北進行閱兵活動，借以威懾契丹：
（王）德用至定州，日教士卒習戰，頃之，皆可用。契丹使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所鄉。覘者歸告契丹，謂漢兵將大入，既而議和，兵乃解。
皇祐年間又在南方地區增加駐守軍隊，派武將專管訓練事宜，加強南方的軍備力量。
皇祐二年，川峽增置寧遠。五年，江、淮、荊湖置教閱忠節，州一營，大州五百人，小州三百人。於是宣毅浸廢不複補，而荊湖、廣南益募雄略。至和二年，廣、桂、邕州置有馬雄略。明年，並萬勝為十營。其後，議者謂東南雖無事，不宜馳備。嘉祐四年，乃詔荊南、江寧府、揚、廬、洪、潭、福、越州募就糧軍，號威果，各營於本州；又益遣禁軍駐泊，長吏兼本路兵馬鈐轄，選武臣為都監，專主訓練。於是東南稍有備矣。
譬如西北地區弓箭手經過嚴格訓練，戰鬥力就比較強，皇祐三年（1051），涇原路經略使夏安期就說：“選弓箭萬三千人，分隸東西路都巡檢下，屬歲豐稔，召至州大閱，投擊精強，且言可當正兵五七萬”。
王陶在聽說了西北弓箭手之事後，賦詩誇獎：
君不見鎮戎德順弓箭手，耕種官田自防守。相團置堡禦蕃軍，下視賊庭殊不有。殺羊取骨燃艾炙，試卜賊兵知入寇。都校招呼入堡居，堡外重圍百裏餘。牆低城小不難破，賊箭如棚城上過。堡中不及數十人，且鬥且罵且欣欣。登陴斫門謂平取，應弦死傷已無數。窗間走箭射酋豪，一箭已聞哭聲舉。爭將錦囊裹賊屍，鳴金收眾惟恐遲。不惟城堡依然固，吾眾不傷毫與厘。自從幹戈動四鄙，覆軍殺將曽無恥。朝廷未省遺邊功，何事此勲不聞紀。安得天兵百萬眾，盡如此輩堅且勇。
歐陽修寫道：“家世為邊戶，年年常備胡。兒僮習鞍馬，婦女能彎弧。胡塵朝夕起，敵騎蔑如無。邂逅輒相射，殺傷兩常俱。自從澶州盟，南北結歡娛。雖雲免戰鬥，兩地供賦租。將吏戒生事，廟堂為遠圖。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漁。”清楚表明在邊境地區由於保家衛國需要，廣大人民均能夠以比較飽滿的情緒投入軍事訓練中。
三、軍訓改良的不足之處
當然宋仁宗年間的軍訓改良也存在諸多問題，西北、河北地區由於地處邊境，當地的軍事訓練很受重視，反之駐紮於京師周圍的禁軍由於經曆戰爭較少，訓練情況不容樂觀，張方平關於京東西兩路的禁軍情況上言：
間雖閱習，乃同兒戲，無益軍國，坐竭官私，不征不役，居惟念亂，儻乘釁隙，必有應響之勢，此其亂階一也。初點定強壯，已屢經教閱，槍刀弓弩各嚐習學。及後招刺之時，既傭人充代，而其強壯本身並有身力，例各不紹農業，遂樂惰遊，攪撓裏閭，侵淩細弱，趨坑冶以逐末，販茶鹽而冒禁。
正如尹源在《敘兵》中指出：
兵主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夫外兵所習尚皆疆場戰鬥勞苦之事，死生之命製之於將，故勇，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內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嚐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若唐之失，失於諸侯之不製，非失於外兵之強，故有驕將，罕聞有驕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
對於南方來說，情況更為嚴重，“國家自消除僭偽，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而這些弊端都是宋真宗以來多年積澱形成，想在短期內改變難度較大。
總體來說，宋仁宗朝前期訓練鬆弛是整個國家國防思維偏差所致，如王安石所說“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嚐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經過宋夏戰爭刺激，使訓練有很大改觀，尤其是在西北、河北前線，經過韓琦、範仲淹、張亢等人的努力，再加上實戰演練，這兩處區域內訓練效果很明顯。相比較而言，廣大內地軍隊的訓練情況就不太樂觀了，這種狀況要到宋神宗年間對軍事訓練全麵重視之後才產生較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