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中國經濟的第二次起飛進程必然是在紊亂與秩序、渾沌與協調並存的過程，但同時又不可能在普遍混亂、嚴重滯緩、不斷反複、大規模動蕩的自發社會過程中實現起飛。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曾經多次客觀地指出保持國家穩定，樹立中央權威對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他早在1994年3月12日接受美國《外交》季刊記者采訪時就說過：“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情況完全不同的國家，除了建立強大的中央政權別無選擇。”他指出，如果中國的動亂得逞，今天的中國會是一個比前蘇聯還要糟的國家。為了在相對穩定、不斷更新、漸進漸變、組織演進、再組織化的社會過程中實現21世紀中國經濟的第二次起飛，就要求中國政府有意識地突出自身在推行新政上的主導地位，因為：
（1）政府高舉現代化旗幟，對於保持和提高全民族的奮發自信精神是十分重要的。
（2）21世紀中國發展戰略目標實施過程始終存在著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等方麵激烈的衝突與不平衡，需要政府不斷協調，並將這些衝突和不平衡本身可能具有的進步意義轉變為加快發展的動力。
（3）政府主導地位是推進21世紀中國發展戰略過程中社會總體利益最大化的保障，包括有效控製總人口增長，保護整個民族生存的自然基礎，為持續發展創造安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對社會各個領域發展的全麵設計、組織和協調，緩解各階層、各集團利益矛盾等等。結論是，中國政府在推進第二次經濟起飛的發展戰略中，要有意識地提高自身在逐步建立新體製和政策作用新機製基礎上的主導地位，主動放棄主導地位是愚蠢的。
在一個有著十幾億的人口巨國實施中國經濟第二次起飛發展戰略，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任何一個人或幾個人的知識與經驗都不足以駕馭這個過程。因此，政府在製定和實施發展戰略時，必須具有科學、民主和務實的精神，必須以嚴肅態度麵對現實，運用科學民主的方法，集思廣益，正確判斷環境，準確把握實際和規律，以便製定科學的戰略和政策。必須有成千上萬個最優秀的各方麵專家從事長期的、係統的、綜合的研究，提出各種可供選擇的方案，進行充分的論證和反複的比較，才能在多種發展方案中選擇符合中國國情的最佳方案，充分把握有限的、稍縱即逝的曆史機會，義無反顧地、卓有成效地推進中國第二次起飛的曆史進程。
實現民主和法製是這一曆史進程中保持和創造穩定社會政治環境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國政府作為領導核心的內聚力和吸引力的必要條件。健全各種民主製度，包括黨內民主集中製，廢除國家領導人終身製度，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製，新聞監督製度等。由於經濟起飛階段中各類矛盾衝突主要來自社會各利益集團，這些集團必須有反映意見和要求的手段和通道，以便在政府進行重大決策時統籌兼顧地考慮到他們的利益。政府通過民主的手段，對話協商的方式，協調社會各利益集團的矛盾和利益，適當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利益衝突，從而將利益衝突有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各類成本降低到最小。要逐步健全法製，把各種行為都嚴格地納入法製的軌道。改革國家領導製度和組織製度，從製度上保證國家穩定性，保證政策連續性。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製改革，保持國家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特別是政府的作用機製和作用方式必須率先改革，並不斷創新和發展，從根本上消除自身腐敗現象，增強自身淨化能力。一個不能醫治無能、根治腐敗的政府不僅將毀掉這個政府自身，而且也將毀掉整個社會，改革事業也將可能功虧一簣。
21世紀中國經濟第二次起飛發展戰略，必須實現持續、高效、穩定發展，除了繼續發展陸上經濟外，要不失時機地作好產業戰略轉移，通過實施技術創新與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使中國步入原創式經濟成長，發展海洋與太空經濟，走“陸海空”立體可持續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