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白區布點共涉及七個省區，其中被捕叛變一人，起義中犧牲計有王尚信同誌、孫乃華同誌、袁誠生等同誌。韓增友、羅曼中負責的同朝據點，曾持我寫的信到我家中，將1944年我們從三十八軍撤離時帶回埋藏的一批槍支彈藥提取，組建了同朝遊擊武裝。
白區布點工作是統戰工作一項成就輝煌的工作。記得瓦子街戰役之後，彭德懷司令員在總結會上曾深有感觸地說：“毛主席不僅是人民解放軍的統帥，實際也是牽著蔣介石的鼻子走，指揮國民黨軍隊的統帥。從現在多路統戰同盟軍起義和地下情報軍所起的重要作用來說，毛主席不僅是解放軍、國民黨軍的統帥，而且還是統戰軍、地下情報軍這四大方麵軍的統帥。由此可見，毛主席曾經預言三年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是有科學依據的戰略論斷，是可以指日實現的。”結合白區布點工作的實踐，以及回顧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百萬大軍的起義投誠曆史，對彭總風趣的概括和毛主席在製定黨的三大法寶時（首見於《共產黨人》發刊詞）把“統戰工作”放在首位，有了較深刻和全麵的理解，這對我今後在野戰軍中及在民族工作中運用好統戰法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2月，我將白區布點工作做了全麵的文字總結，返回西北局，將材料交給了張德生同誌。此時，高崗已去東北，習仲勳接任西北局書記。這也是我第一次認識了習仲勳同誌。
1946年2月，聽了中央某同誌的一次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論點。他說，依靠“三國三民”作保證，加著蔣介石的“和平誠意”，內戰就可以打不起來。目前的形勢已經進入“和平民主的新階段”，今後的主要任務就是搞議會鬥爭，合法鬥爭，搞民主，搞競選，要“放下槍杆子”，“拿起筆杆子”。他還說現在是知識分子吃開的時候了，過去光嫌知識分子隻是能說會道，能寫會算，就是不能埋頭苦幹，嫌他們這不行、那不行。你看，現在不是都用得著了嗎？搞議會鬥爭、合法鬥爭，搞競選，就是靠能說會道，靠講演，不然人家不投你的票，那怎麼能行呢？還說要取消在國民黨軍隊裏的黨的地下組織，黨員要麼發表聲明，退出國民黨的軍隊，要麼退出共產黨，作為個人在國民黨的軍隊裏任職。並要求管理地下工作的組織，不能那麼小手小腳、小裏小氣，要放開手腳大煞大砍，軍隊要複員，等等。由於我不久前才學習討論過毛主席《關於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報告，對“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極為認同，所以深感該同誌的這個報告精神上與毛主席有較大區別，非常吃驚，也較苦悶。於是，我很快給中央和毛主席寫了一個意見書，主要是說：根據毛主席的曆次教導，我認為該同誌的報告“放下槍杆子，拿起筆杆子”，搞軍隊複員，放棄統戰，以此來和蔣介石搞議會鬥爭、合法鬥爭，是“與虎謀皮”，不但不可能，而且很危險。並建議不僅我們解放區的武裝部隊不能放下武器搞複員，而且也不能取消我黨在國民黨軍隊裏的組織，應當繼續按照“蔭蔽精幹”政策，組織軍營外黨的組織，分別單線領導在國民黨軍隊裏的黨員工作等。這個意見書寫好後由鄧元溫謄抄清晰，然後交由西北局轉交中央和毛主席。結果，受到了張德生代表西北局的嚴厲批評，說我思想別扭，意見不對，對該同誌的報告不應提出反對意見等等。一個星期後的一天晚上，習仲勳、張德生、馬文瑞等從中央開會回來，打著燈籠經過我住的窯洞時，把我叫到門口，對我簡單地說：中央開了會，已經對該同誌報告做了糾正，說我的意見是對的，並宣布取消對我的批評。建國以後，張德生同誌曾親口對我說，是毛主席說我的意見是對的。當時聽了該同誌的這個報告後，許多知識分子幹部歡天喜地賣東西，準備出去搞議會工作，而我卻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見，毛主席表揚了我。因為此事，大家當時開我的玩笑，說我是知識分子幹部中迷信槍杆子的“粗頭”，一時成為笑談。張德生的夫人王文同誌直到1957年見了我時，還以此事來說我的笑話。這件事情，一則使西北局乃至中共陝西省委當時的一些領導同誌對我有了較好的看法，對我較親近，一則也由此助長滋生了我後來曾有過的驕傲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