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甕洞，我寫有一個條幅：“鵬程萬裏，燕雀安知鴻鵠之誌。”被附近一位開雜貨鋪的青年發現。此人讀過貴陽中學，有進步思想。有一天，我正讀楚辭時，他攜酒和炒雞蛋來，要和我坐坐。說看了我寫的字非常佩服，認為我不應是幹稅務的。他還說，紅軍曾路過此地，很多人跟著走了。紅軍並不像報紙上宣傳得那樣壞。未深談下去就走了。
12月初，當時湖南省主席何健的鹽號突然由湖南黔陽一帶運來了幾隻船的淮鹽，擬經過甕洞運往綿屏。那個運鹽經理上岸來要求通過，態度很傲慢，我很生氣，所以不準他們通過。他說，這是湖南省主席的，不準過也得過。愛抱打不平、不避權貴的倔強性格，使我忍不下這口氣，把這個經理打了耳光，親自帶著那些鹽警把這批船扣留了。那個運鹽經理一看硬的不行即刻又來軟的。他央求一個老奸巨猾的稅務官帶來了120元鈔票找我說情。這個人勸我要學走江湖人的義氣，一個眼睛睜，一個眼睛閉，勸我把那些錢收下，賞給弟兄們吃茶。我拒絕了他的調解，並將他所拿來的那批款，當著全隊的麵作為賄賂證據而兌回了貴陽局。那個老奸巨猾的稅務官晃著頭說：“真是初生牛犢不畏虎。”
當時，我這樣做一方麵是出於單純的正義感，一方麵也是為了發泄我對國民黨隻找蒼蠅不打老虎的憤恨。但在思想上根本沒有意識到或者認識到在那樣黑暗的社會裏，這樣做不僅沒有什麼意義，而且是沒有好結果的。鹽警們看到我把已經到口的賄賂款兌回到局裏，又看見我這樣幹下去沒有好結果，所以他們就私下裏和當地的商人勾結，利用晚間，把船上的鹽偷賣了幾百斤。湖南省主席何健乘此機會給南京財政部打了電報，誣告我偷賣他的鹽。於是支持我的劉局長也顯得有些膽怯，反而來責備我失職。這就使我對國民黨的黑暗統治更加清楚了。
就在這個時候，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趙壽山和我父親都是西安事變的參加者，趙壽山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長，我父親為東關分局局長。我秘密地到了湖南黔陽住了一晚，找尋回陝西的機會，結果因無證件而不準通行，被迫又回到甕洞。這個鹽船的經理經過何健，把我告到上邊，說我是楊虎城的人，扣留了他們的鹽船。1937年1月下旬，天柱縣鹽務局分局倪局長和一個四川特派員親自到甕洞，把分隊的槍收了，把我和王鑫銘調到天柱縣禁閉起來。經過打官司，貴陽鹽務局派了一個叫鄧長盛的任天柱分局局長，把倪撤換了。鄧長盛是河北人，江湖派頭，愛講江湖義氣，與王鑫銘是同鄉，他對我們的事情很幫忙，經過公文往返，結果把我們革職回家了事。
1937年3月，我回到西安東關景龍池家中，這時，由於蔣介石勢力已進入西安，趙壽山部已經開赴抗日前線，公安局長幹不成了，我父親的公安分局長也被撤換了，再加上姨母所生的幾個兒子都已死亡，所以父親對我歸來倒有些父子之間溫暖，關係有所緩和，又把在戶縣教小學的梁楓叫回來一起住在家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