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國》推出了。
它正如日中天，人如其書，書如其人，引起方方麵麵的興趣和向往，也掀起了讀三國的熱潮。多有友朋在看了敝作《品三國中的女人》一書後，很有興趣地提出：去年秋天《品三國》（上冊）曾經風卷雲湧，一時產生幾多粉絲，令易迷競折腰。今年春天又經雲湧風卷，又見有粉絲、易迷們，後浪推前浪，何不駕此旋風，跟著瀟灑走一回呢？學界同行也多有此意。於是在幾方感召後，我就開始運作了。
去年我曾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聆聽過易先生的《品三國》若幹次演說，以後又較為認真、仔細地拜讀了擁有55萬冊印數（現在據稱已有170萬冊了）的其中的一冊，頗有認識，更見收獲。說句心裏話，易先生書倒也不錯，但總覺得寫的不如說的好，娓娓說來能夠吸引人，誘惑人。每當我聽完了後，很能為易先生的抑揚頓挫、巧簧之舌敬仰不已，也為他能將三國那麼一部眾所周知，而又不生厭的故事，走向大眾、傳播社會，讚歎莫似。至於有某些先生將它捧為三國文化傳播學的最大成就者，或可作如是說，但不須把話說絕，且有甚者說是前無古人，那就不很恰當了。講三國說三國，中華自來多有人才，遠的不說，近年的袁闊成、唐耿良諸前輩，也都是各具風格的。對此我想自詡為“大蘿卜”的易先生，也是不會苟同的。
名下無虛士。易先生的書眾望所歸。在去年早秋的上海書展上，《品三國》奇花獨放，氤氳散發，被視為本屆書展最大的看台和熱點。易先生的書不錯有看頭，那是指當作閑書談，也就是如葛紅兵教授所說的“混嚼”，那確能嚼得津津有味，嚼後還可像嚼橄欖那樣回味，它完全可以說是上品。但要是如同易先生所說的是文化學術，還有那麼些創見，總覺得還有些長距離須提煉、加工，更須摒除些常識性的曆史失誤，多作些認真而不浮躁的理念和考信。
易先生在上海的一次書展上，於傳媒多次提出自己的三原則：硬傷立即改正；學術問題從長討論；講述方式不爭論。
據上海《新民晚報》記者報道，“特別是第三條，對於他在百家講壇裏的講述方法，他覺得沒有必要爭論。”（《新民晚報》2006年8月5日）
我是非常同意易先生的“三個原則”的，特別是所提出的第三條。其實這種表達於電視台得天獨厚的方式方法，本亦不須我等庸夫俗子多加注意，多作無謂的指謫、研討。此處有興趣的，仍是屬於第一、二條的學術問題。
易先生說“硬傷立即改正”。硬傷，當然得改正；不改正，行嗎？為自己的硬傷辯護得麵紅耳赤，最不值得，除了說明無知、傲慢，又能找回到什麼呢？金無足赤，人非全才。《品三國》還是有硬傷的。比如說：劉備是五十八歲就死了，誤將丁斐作“丁裴”（第107頁），蔡瑁作“曹瑁”（第141頁），將古人換名改姓，即使是電腦先生開玩笑、校對不慎，讓你走進另一個房間，也得改；但也有若幹“硬傷”，並非是說硬傷便了了。此類“硬傷”，通常乃是失去常識的底線。它即是曆史若幹常識，也就是我們在中小學課本，或者就是在青少年時代就已掌握了的。比如說齊桓公稱管仲為“仲父”，“仲父”之“仲”乃管仲之“仲”也，它不得作叔父解。倘如此，又該如何解釋稱薑尚為“尚父”，小說《三國演義》中阿鬥稱諸葛丞相為“相父”？等等。
學問從來是靠做出來的，學術研究本是個嚴肅問題。見於《品三國》被稱有含金量的文化學術的著作，因而本書各篇製作，也隻能就此中犯了屬於學術“硬傷”、有悖於三國史實的問題，即那些學術基本功的起碼遊戲法則，作些說明、爭辯或補證，糾正混淆《三國誌》和《三國演義》合而為一，忽視時空、隨意作引文的取舍、隨意解釋史事等種種是非非是、是是非非。即以常識再說常識，糾正常識。把那些本已熟悉、早已認同的課題，隻因是搞錯了、混淆了，再重新拿出來說明、考證和解釋。比如說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許下屯田，有民屯竟還有軍屯？又將“橋公二女雖流離”的“流離”，說成是“顛沛流離”，而不是古書通常說的“光彩煥發”，即美麗漂亮之意。正是隨口說說容易，寫成著作就要深究了。行文到此，我忽然想起了上世紀20年代初，清華國學院趙元任導師為學生王力論文批語的6個字：言有易，言無難。
這正是：白紙黑字一席話，考證行文三千言。
本書原打算寫成劄記，現為方便與《品三國》對照閱讀，相得是非，就此不作分類，隻是把糾誤、質疑、補證、商榷熔為一爐，以短文答句的形式，並按《品三國》（上冊）目錄次序就題排列，取名為《品三國》補正。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隻是爬羅剔扶、刮垢磨光而已，不知可以為然否。
是為記。
盛巽昌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