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2章 結語(3 / 3)

城市重建過程中,物質是文化的載體,要重建被破壞的城市文化的物質載體,首先要重建城市記憶。因此,物質與記憶的重建,是成都社會在戰亂後存亡續絕、恢複社會秩序的首要大事。在清初的城市重建中,地方文人試圖通過描述成都城市曾經存在的並被廣泛認同的各種文化符號及城市景觀,聯想和再現昔日城市的形象。清代早期的地方建設者及地方士紳一再強調這些景點建築或景觀特征對城市的永恒意義如成都“芙蓉城”的景觀特征在城牆建設中的恢複。他們認為景觀中傳承的人文傳統,曆史傳說中的文化與價值如果穿越不同的朝代生存下來,城市中斷的曆史將被重建鏈接。

文人們就這樣在真正重建城市之前,先在心理上、思想上、文化上再建了城市,通過豐富的想象與記憶,描述過去的記憶經曆,並通過選擇性的記憶,挑選希望城市繼續存留的部分進行濃描重抹。正是在這些可能是無意識的選擇與挑選中,文人精英們在精神上再創造了城市,為重建地方社會提供平台。

實際上,城市重建恢複過程,對各種地方傳統及記憶的選擇一直在進行,這些選擇由當時盛行的相關價值標準所決定,這個價值標準大多時候來自時代的需要與選擇。我們可以透過城市重建的每一階段來審視城市文化這一被選擇重造的過程。

從順治至康熙期間,成都城市正致力於從戰後的混亂中恢複,作為異族統治者,政府急切需要通過各種建設維護傳統的社會秩序及價值方麵,整合社會,調整國家政權與社會各階級、階層的關係,重建城市社會的國家認同與社會認同。因此,城市的建設圍繞著思想教化與緩解衝突矛盾、淡化痛苦展開,人們選擇的城市記憶大多是與國家聯係的更緊密的文化符號,如武侯祠、杜甫、文廟、關帝廟、東嶽廟、佛道寺觀等等。

當城市從最初的混亂中有所恢複時,乾隆時期的清代成都城市的景觀更多地承載了文化認同的功能,而官吏與文人在修建景觀時自覺地承載了這一使命,隨著城市社會的恢複、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士紳參與到景觀建設中這一具體時間因不同地區城市恢複的快慢而不同,在此時期的江南,城市景觀的建設己由士紳商人們參與主持,但在四川的城市,這一時間要推遲許多。無論是地方管理還是地方認同感都在增強,城市對這種地域認同的追求通過地域性景觀的建設充分地表現出來。這一時期,張邦伸、何明禮等地方文人開始積極整理地方文化傳統,有了更加獨立的地域認知。

隨著城市經濟的進一步活躍,城市的吸引力與能量的進一步增大,相比於清前期景觀建設中對傳統儒家價值觀念為首的國家文化政策的尊崇,在嘉慶之後的城市景觀建設開始摻入不少一般百姓所接受的通俗信仰、地方人物傳說等更加濃厚的地域色彩。作為一個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為外來移民的城市社會,自我認同、自我整合的要求更為迫切,這時,成都城除了武侯祠、杜甫草堂這些國家性景觀外,城市地方精英們開始修建張揚地方傳統的地方性景觀,如昭應寺(金馬寺)、薛濤井、石牛寺、支機石寺等景觀,即使是對一些全國性的景觀如武侯祠、杜甫草堂的修繕,也帶有了更多的地方色彩。

隨著城市地域認同更加鄉土化、深入化、平民化,城市地域文化的全麵重建開始了。隻有當城市民眾開始參與到城市文化的塑造並取得發言權時,城市的重建才算真正結束,作為人的聚集而存在的城市的本身價值才真正發揮作用。當然,城市文化的重建決不僅僅是延續與選擇而已,它也包括與時俱進的再創造與改造。城市傳統也在不斷地增加新的內容,一些更為新鮮的城市記憶也成為了新的城市傳統傳承下去。

大量的事實證實了清代城市的重建在明代城市的基礎上進行,而清帝國作為異族統治者在城市重建的過程中延承了明統治者的政治統治機製,展現了國家政權的力量,展現了將中國重新帶回封建政治軌道的力量。而城市在重建中展現了自身的生命力,在地方傳統的傳承與創造中再現了一個生機勃勃的地方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