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間會客場”：景觀活動的世俗化與多元化
我們以武侯祠為例，探究17-19世紀城市發展過程中城市景觀的世俗化過程，曾經高高在上隻能由一小部分人享受的城市景觀是如何變成城市大眾的消費場所的，景觀功能如何更加多元化。
（一）景觀活動世俗化的原因
在清中葉以後，城市景觀的使用方式發生了變化。在被城市市民所使用的世俗景觀遊覽方式中，文人的觀賞方式被大眾的參與觀光所取代。景觀不再隻為熟知景觀知識背景、享受景觀人文氣氛的文人士大夫服務的，而是功能更加多元化。
這與此時的成都平原經濟恢複、市民文化的興起有著密切的關係。清代中葉以後，隨著成都城市的恢複與繁榮，市民文化開始在城市中占據一席之地。市民豐富多彩的世俗生活對景觀產生了各種需求，景觀在滿足這些需求的同時，自身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同時，社會族群多元化的發展，官紳、商人、普通百姓、婦女都在景觀中尋找自己的需求，景觀的服務人群的多元化，使景觀具有更大的開放性。武侯祠、杜甫草堂這些昔日對於國家、士紳具有重要意義的城市景觀，如今己成為大眾娛樂的一部分。
盡管普通民眾與地方精英對景觀的遊賞方式上有所不同，但並不妨礙他們各自在其中找到自己的需求。早期重建武侯祠的四川按察使宋可發希望通過修建這座義臣之廟，使人們“矧躬其盛身被其澤，忠順之心油然以生也”。但前來膜拜的人們似乎意不在此，成都竹枝詞中提到：“諸葛廟中人不斷，香煙繚繞討簽枝。”求其福佑，預測命運才是大多數民眾來此的目的。武侯祠還備有藥簽，“愚夫愚婦有疾病者，跪神默求藥簽，歸家照簽票之藥方飲之，謂可以療疾”。對於關帝，地方大吏認為“自古祠祀之請非徒以祈福也，必有關於綱常名教之大”，而一般的社會群體對關帝有著不同的信仰，或求財，或求藥，或求福免禍，甚至可以監督官員的公正執法，使其在行賄受賄時“嗔目注視鬢眉皆動，遂震懼而退，再不複言”。這種大眾信仰與封建國家對關羽的儒教化並無明顯衝突，可見一個由國家敕封的象征尊嚴和文明的神靈，並不妨礙不同的社會階層對其寄予不同的信仰和祈望。在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城市建設景觀在整個社會中起著凝聚力的作用。
（二）景觀活動世俗化的過程：武侯祠
由於武侯祠在大一統封建政權中的崇高地位，在清代之前，成都的民俗節日中沒有涉及武侯祠的內容。武侯祠直到清初一直以官紳、士大夫文人們為主要遊客，它留下的大都是精英文化的痕跡。文人們的遊賞方式與世俗的景觀遊覽方式不同，文人們在此以文會友，聚會感懷。李調元就曾在此舉行宴會，因武侯祠位置正當南路大道，官紳送行多餞於此，外來官員離開城市的餞行宴會也大多在此舉行，留下很多紀念詩詞“初五發成都府諸公會餞武侯祠”。在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中，“旅遊觀光既是一種參與，同時也是文人文化的再創造”。
清前期的城市建設中，政府更關注景觀對民眾的訓誡、警示作用。但隨著成都平原經濟恢複、市民文化的興起，武侯祠、杜甫草堂這些昔日具有重要意義的城市景觀己成為大眾娛樂的一部分。
“武侯祠與雷神廟，好是人間會客場”。鹹豐年間，武侯祠與望江樓處的雷神廟一起都是成都城的“人間會客場”，人潮熙攘，成為城裏最興盛的旅遊景點。清代，每年正月初一日、初五日、初九日、十五日，成都均遊武侯祠，武侯祠已成為成都民俗的一部分。
武侯祠、惠陵己沒有了往日的端莊神聖，“婦女亦談分鼎事，多從曲部與傳奇”鹹豐年間錦城竹枝詞百首，六對山人偶作，昔日的忠臣賢主們伴著三國故事一起成為婦女口中的閑聊談資。在這昔日的莊嚴聖地，遊人不斷，“香煙繚繞討簽枝”，討簽問卦，消暑納涼己成慣例，人們在此攜妓冶遊，道人甚至還為此專門收費“‘武侯祠’內藕花船，夏日乘涼卻自然。聞說冶遊攜妓往，道人也要扯糊錢”。此外，與此時成都大部分著名景觀一樣，武侯祠19世紀後也成為“成都之筵宴所”，“凡遊宴者，在下開各處，均可借地設誕，茶水有看司預備，每席一桌，地金五角或一元”。不僅如此，因為“夏日納涼遊者甚多，每逢春正月，遊人如織”，武侯祠的道人們也售茶獲利，每碗六文，獲利甚多。武侯祠還像藥王廟一樣，備有藥簽。“愚夫愚婦有疾病者，跪神默求藥簽，歸家照簽票之藥方飲之，謂可以療疾”。
武侯祠的世俗化有二個因素：一是，武侯祠文化與道家文化的結合。武侯祠在雍正年間由僧侶把持變為道士把持，道教作為中國唯一的本土宗教，其宗教訴求與中國世俗文化結合得更為緊密。乾隆初年開始，道士在武侯殿設靈簽，開展抽簽活動，由此香火大盛。武侯祠的遊喜神方活動，也是清代道士住持武侯期間，逐漸流行的一種民俗活動。因為武侯祠中人物塑像從內容上是忠義財智的化身，具備了喜神的各要素，逐漸成為成都的喜神。
其次，武侯祠擁有眾多可以利用和發展的景觀因素，作為清代國家扶持的祠廟，培修完善，風景優美，占地廣大，並擁有悠久的曆史和城市傳統，並且祠中有眾多的祀神，包括三國中各種人物。因此，武侯祠具備可以滿足清中葉後日益豐富的城市需求，使景觀具有更大的開放性。
清末傅崇矩在《成都通覽》中對成都之民情風俗中記述“正月初一遊各廟，以武侯祠為熱鬧”，“初一日、初五日、初九日、初十五日、均遊武侯祠”。成都人流行在大年三十晚或正月初一一早就到武侯祠燒香拜神，吃茶會友，稱此為遊喜神方、出行、出天方。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許多行業、商會興起，紛紛選擇祠廟作為聚會之所。清代成都行幫，如商幫拜關公，草鞋幫拜劉備，屠宰業以張飛為祖神，也選擇在正月期間到武侯祠祭祖神。此外，異姓朋友結拜為兄弟也會到武侯祠拜祖，
《李劼人說成都》中再現了清代武侯祠正月裏的場景：“城裏遊人幾乎牽成線地從南門走來。……有身份的官、紳、賈多半在大花園的遊廊過廳上吃茶看山茶花。善男信女們是到處在向塑像磕頭禮拜，尤其要向諸葛求一匹簽，希望得到他一點暗示，看看今年行事的運氣還好嗎，姑娘們的婚姻如何，奶奶們肚子裏是不是一個貴子。有許願的，也有還願的。幾十個道士一年的生活費，全靠諸葛先生的神機妙算。大殿下麵甬道兩邊，是打鬧年鑼鼓的隊伍集合地方。幾乎每年總有幾十夥隊伍，有成年人組成的，但多數是小哥們組成，彼此鬥著打，看誰的花樣打得翻新，打得利落。”
昔日鬆柏森森、莊嚴肅穆的武侯祠早己在城市變遷中變了容顏。清末的武侯祠所服務的人群有觀景賞花的官紳、有看熱鬧的兒童、求簽算命的善男信女、求子求姻緣的婦女、靠武侯祠收入謀生的道士、打鬧年鑼鼓的隊伍，城市豐富的生活完全投射在景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