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代成都民俗傳統中的城市景觀
在人類文化的演變進程中，作為重要見證的景觀主要存在於三個方麵：“物質建造和構築物、書寫與敘事、行為與民俗”。作為物質建造、構築物及書寫敘事方式存在的景觀在前文中已有所闡釋，在民俗中存在的景觀則是本節所要研究的重點。
在清代城市重建後，城市繼續延續了前代的傳統，如四月十九遊浣花溪、草堂等節慶遊宴，城市文化在經曆了毀滅與重建後頑強地延續著。但民俗中出現了一些景觀出現了變化，這些變化反映了清代地方城市的變遷。同時，民俗中的城市記憶隨著時間發生變化，並在成都出現與其他地區不同的民俗習慣，反映出成都在清代的特定發展路徑。此外，在城市中，同一節日不同的階層有著不同的傳統，他們在同樣的節慶中選擇不同的景觀進行活動。
（一）清代成都民俗傳統中存在的景觀
民俗傳統中存在的景觀是城市大眾的娛樂消遣的主要場所，它更能反映城市低層民眾的生活狀態，使城市內部真正的記憶浮現出來。
清代之前民俗節日共有21個，清代的民俗節日則有22個，民俗節日雖有所不同，但年節數量大致相同。清代民俗節日民眾遊覽的景觀場所發生了改變，如正月初一，元代是遊覽安福寺，而清代則是遊覽武侯祠、望江樓、丁公祠。正月十五元宵節燈會，前代多集中在昭覺寺，清代則集中在城隍廟。而一些民俗則沿襲不變，如正月十六日“城鄉士女登城遊玩，謂之遊百病雲可祓除不祥”。此習俗從唐至清一直保持不變。此外，明代之前，民俗節日遊覽之景觀大多在佛寺道觀中，大慈寺，金繩寺、聖壽寺、淨眾寺等都是主要場所，即使是名人祠也歸寺院管理，成為寺廟的一部分。直到清初，武侯祠在淨眾寺管理範圍內，工部祠在梵安寺範圍，韋臬祠在大慈寺內，因此寺院在成都民俗生活中曾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
清代民俗中，主要遊覽的場所與清之前完全不同，伴隨著明清兩代佛教文化在城市中的式微，民俗遊覽地主要轉移到各種祠廟，不再以佛寺為中心展開大規模的民俗活動。按民俗節慶中景觀的出現頻率統計，受清代成都城市市民歡迎的遊覽場所依次為武侯祠、望江樓、城隍廟、二仙庵、草堂工部祠、青羊宮、藥王廟、東嶽廟、文昌宮、歡喜庵、城牆、鼓樓，這些景觀絕大多數為祠廟、道觀庵堂，也有城牆、鼓樓等城市公共設施。
其次，清代民俗中遊覽的場所不如宋元時期集中。宋元時期，成都，幾乎是一半以上的民俗節日都與大慈寺有關，正月十五燈會，中秋、盂蘭節、重陽登高等重要節日都選擇在此活動。而清代的民俗節日所涉及的場所則分散一些，最受歡迎的武侯祠也隻有4次在民俗節日出現。盂蘭盆節、土地會、觀音會等民俗在清代則往往分散在城市各處。如盂蘭盆節的活動過去集中在大慈寺，清代則各寺廟均設盂蘭盆節的活動。此外，清代武侯祠、工部祠等名人祠擺脫了佛寺的控製，獨立地出現在民俗中，尤其以武侯祠最為重要，元月初一、初五、初九、十五，人們都要在習俗中“出外遊覽，大抵以至南門外武侯寺者為盛”。
（二）景觀記憶中的階層分隔：三月三日的修禊會與娘娘會
三月三日一直是成都的重要節日，這一天人們“出北門、宴學射山、既罷，後射弓。巫覡賣符於道，遊者佩之。以宜蠶辟災，輕裾小蓋，照爛山阜。晚宴於萬歲池”。在清代成都，三月三日仍是重要節日，不過此民俗在城市不同的階層中有不同的過法，涉及不同的景觀。
民國華陽誌中提到三月三有踏青之俗，“間有修禊事者”。中國古來就有“修禊”的風俗。每逢陽春三月的時節，古人就采百花香草，洗澡潔身，祭神歡宴，以避災禍。魏晉以後，“修禊”固定在三月三日，從潔身祭神，洗除不祥的“拔禊”原意，逐漸轉變為文人雅士的風雅聚會。文人玩賞景物，飲酒作詩，他們坐在曲折的溪水兩旁，主持的人斟酒一杯，放入溪水漂流，看溪水把酒杯衝到何人處，罰酒一杯，並作詩一首。東晉王羲之將永和九年的蘭亭修禊盛會記錄下來，成為千古傳誦的《蘭亭集序》，一代文豪倡導在前，修禊遂為佳話，代代承傳。
成都在乾隆年間之後，一些誌同道合的名流、士大夫、官宦常做修禊之事，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川北道員查儉堂在楊升庵故址修禊賦詩，查儉堂，又名禮，順天宛平人。乾隆元年丙辰舉博學鴻詞。天津鹽商之子，與其兄蓮坡先生世居天津水西莊，雄於貲，好賓客，其家文宴之盛，比於揚州馬氏。起知四川寧遠，升川北道，後累官布政使，前後家成都殆二十年，僦屋乃得升庵此宅，益雜植梅竹棠梨辟館宇，招邀為文酒之會。乾隆三十二年（1767）三月三日，查儉堂又一次在楊升庵宅舉辦修禊之會，招酒聚會，欣賞梨花。彭端淑即席所賦之詩《觀察查公招飲賦梨花》描述了此修禊之會的盛狀：“日出風飄玉玲瓏，滿座客朋盡引領。樂哉此會詢良難，暢飲高歌忘晝永。君不見蘭亭修禊王右軍，放浪形骸隨意騁。又不見桃園夜宴李青蓮，中夜偕遊燭當秉。人生得意須盡歡，況集群賢對清景。淑也不才深自慚，名列竹林竊私幸。”
嘉慶末年，四川學使譚叔裕曾與鄧敏修等人修禊於浣花溪，鄧敏修作《三月三日浣花溪修禊序》中提到修禊的目的：“啟令序之宣遊，祈休吉，蠲百屙。酌羽觴以交酬，獻遐壽於無極”，並提到，浣花溪“蜀都之勝區也”，華林疏圃，有“流瀾”，宜為修禊之風雅之地。
嘉慶、道光年之後，一些地方士紳名流也常在城南望江樓處，發起“修禊”之事。光緒已亥（1899年三月初三），地方士紳馬長卿（字紹相）、錦江書院院長伍肇齡、成都知府邀集群賢，修禊於薛濤井畔新建之吟詩樓，馬長卿主持望江樓景區建設針對修禊之傳統修建了吟詩樓及流杯池，所以後來此地為固定的修禊之地。關於此次修禊盛會，伍肇齡有《三月三日流杯池吟詩樓落成同人雅集》絕句七首；王增祺有《光緒已亥上巳，崧生先生雲隖太守紹相大令邀集群賢，修禊於薛濤井畔新建之吟詩樓，晚歸紀盛》歌行一首；劉鹹滎有《三月三日伍崧生夫子偕諸賢修禊江樓，侍從長者之列，因紀以詩》七律四首均記其盛狀。
三月三日成都的修禊之會所在的景觀經過精心選擇，無論是楊升庵宅，還是有著杜甫、薛濤生活痕跡的浣花溪及薛濤井都是與前朝名賢或詩人有關的場所，在這些場所的修禊之行，也就成為繼承傳統文脈的儀式，在賦詩、飲酒、遊憩之間繼續著與前代聖賢文士的精神聯係。
但是，成都的三月三日，除了文人士紳優雅的修禊之會外，還有另一種過法，民間百姓在“三月初三日，買薺薺菜，掃灶頭，可免蟲蟻，搶童子，敬娘娘神”。三月三娘娘會送童子是城市最熱鬧的民俗之一，這一天俗傳為送子娘娘生辰，“省城之延慶寺、娘娘廟各處，演劇酬神。會首則大肆饕餮，並用木雕之四五寸童子、童女若幹，在神殿前拋擲叢人處，俟人掙搶，搶得童者，好於是夜用鼓東、旗傘、燈燭、火炮，將木童置於彩亭中，或用小兒抱持，送於親戚中無子女者。該親戚即衣冠招待，肆筵宴賓”。
在熱鬧、喜慶、求子求福的樸素願望中度過的“娘娘會”與風雅的“修禊”之會同時存在於這座城市之中，滿足不同的階層、不同的人群。而在兩種民俗中出現的景觀也服務於不同的氣氛與要求，因此不同的階層在民俗的理解不同，對景觀的要求不同，關於景觀的記憶則更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