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諾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描繪毛澤東，說他不僅是中國革命的領袖，“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曆史有深入的研究。”
的確，作為一代巨人毛澤東，終其一生都與中國傳統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曆史已經證明，毛澤東的成功與他善於從中國曆史文化中不斷汲取豐富的智慧營養有著密切的關聯。這也為毛澤東卓有成效地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也正是由於他與中國傳統文化存在著錯綜複雜的內在聯係，使他無法完全擺脫傳統的藩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傳統文化中某些消極因素的負麵影響。
（一）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
毛澤東從小“熟讀經書”，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與熏陶，在以後的歲月裏，他特別喜歡研習中國古代文史典籍，從經史子集到稗官小說無不涉及，直至晚年，在他居住的中南海豐澤園裏9萬多冊的藏書中，就包括著像《永樂大典》、《四庫全書》、《萬有文庫》等典籍850冊，2300卷的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好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勾畫、眉批、點評、心得體會等，可見他對中國曆史文化酷愛之深。如何對待浩如煙海的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對中國傳統文化應持何種態度，這是毛澤東在處理中國傳統文化遺產過程中所麵臨的首要問題，也是我們考察毛澤東與中國傳統文化關係問題的切入口。
自鴉片戰爭以來，伴隨著西方列強血與火的殖民入侵，作為一種外來的異質文化――西方文化也潮水般地湧入中國，古老悠遠的中國傳統文化麵臨著亙古未有的強大挑戰，它在中國社會中的統治地位也發生了動搖。隨之發生了近代中西文化大論爭，這種論爭在五四時期和20世紀二三十年代更是達到了高潮。在這場曠日持久的中西文化論爭過程中，出現了以旨在保全傳統文化為主要特征的保守主義和以全盤西化為核心的自由主義兩種文化偏向。毛澤東自青年時代起，就親身經曆著這種文化衝突，他一方麵為中國古代燦爛的文化而自豪，但另一方麵也深切地感到傳統文化在西方挑戰下暴露出的危機與弊端。因此，他強烈地批判了上述兩種錯誤傾向，認為它們分別是形式主義向左和向右發展。他說“‘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另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鑒。”這是因為：
首先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精華和糟粕。同樣，毛澤東認為中國古代文化也有其兩麵性，它“並不全是封建主義的東西，有人民的東西，有反封建的東西，要把封建主義的東西與非封建主義的東西區別開來。封建主義的東西也不全是壞的，也有它發生、發展和滅亡的時期。”其次，文化的發展具有曆史的繼承性。任何一種新文化都不是空中樓閣，它必然建立在對舊文化繼承改造的基礎之上。中國新文化建設也離不開對傳統文化的改造、重整以及對外來先進文化的吸收。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十分強調“不能割斷曆史”。此外，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直接關係到這個國家的民族凝聚力與向心力。繼承民族文化的遺產，弘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一個喪失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國家何談繁榮富強！因此，批判性地繼承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就成了毛澤東的一貫主張，也是他對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的根本態度。對此，他作了多次闡述與強調。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中指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1940年1月，毛澤東在《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又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
毛澤東多次闡述過對中國傳統文化要采取批判繼承的態度，“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主張無疑是正確的，它不僅決定著毛澤東的文化心態和文化選擇，在創造性地開挖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的實踐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對於我們今天實現中國文化的轉型也有著重要的借鑒與指導意義。但是，問題是複雜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並不是涇渭分明，而是難分難解地糅合在一起的，要區分民主性精華與封建性糟粕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在創造性地批判繼承中國古代曆史文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麵臨這個難題。另外，一個民族的文化深深地積澱在這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之中，它不僅反映在顯性的思想理論上，而且也深化到隱性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審美習性等意識層麵，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要完全擺脫傳統文化的負麵影響是不可能的。對此，毛澤東也不例外，也無法超越。中國傳統文化對毛澤東的影響比常人所理解的要複雜得多，豐富得多。我們不能僅僅根據毛澤東對民族曆史文化的某些論述所持的辯證的態度來論證毛澤東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從而得出中國傳統文化對毛澤東隻有正麵的而無任何負麵影響的結論。這樣就會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無助與研究的深入。
（二）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正如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說的那樣，“哲學家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以往的中國學者與傳統文化的關係不過是“我注六經”，或者“六經注我”，隻有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兼學者――毛澤東在改造中國社會的實踐中，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創造性的轉化。中國社會開始由傳統向現代轉型，是毛澤東進行文化選擇和改造的時代條件。廣泛接觸、大量閱讀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奠定了毛澤東深厚的民族文化修養。長期浸潤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氛圍中，“毛澤東的文化心態、個性品質、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思想理論，無不受著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特質的影響”。這是毛澤東之所以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依據。毛澤東在實踐中對中國曆史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的嚐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給後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