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前，清政府一向以“天朝上國”自居，把其他的國家都看做“蠻夷小邦”、“彈丸之國”，凡是外國有使者覲見，都要行臣屬禮儀。隻是對歐洲傳教士及使節的接待禮儀有時稍有特殊。如康熙時，南懷仁任欽天監，賜工部侍郎，凡內廷召見，都特許他侍立行禮，不必跪拜行禮。雍正時，羅馬教皇派遣使者來華，雍正帝特許他行西式禮儀，並與使臣握手。乾隆末年，英國使者瑪格裏到北京，乾隆皇帝也特旨允許他行西式禮儀。而據說這是因為當時的清廷認為西方人與中國人人種不同，少一塊膝蓋骨，不能跪倒行禮。而其實質究竟如何，還有待進一步考證。而且事實上，在更多的情況下，清政府要求外國使節覲見皇帝時，行中國傳統的跪拜禮，由此也常常引起諸多爭端。鴉片戰爭後，英、法使臣多次要求覲見皇帝，都因為清朝要求他們行跪拜禮而不能如願。同治十二年（1874），日、俄、美、英、法、荷使臣在紫光閣覲見同治帝，遞交國書，清朝根據李鴻章的建議，準許他們行西式禮儀，但又有所變通，那就是西方臣僚見君主要行三鞠躬禮，但此次使者覲見同治帝要行五鞠躬禮。而同治帝可以隨意坐著或站著，隻是通過賜茶來答禮罷了。光緒二十七年（1901），義和團運動被鎮壓後，各國強迫清朝朝廷改變外交禮節，經過協商，規定外國使臣如果單獨覲見中國皇帝，必須在乾清宮舉行，使者從中門進入，皇帝親自接見，並呈覽國書。並在乾清宮設宴款待使臣，屆時皇帝必須親自入座作陪。由此可見，以顯示尊卑有等、貴賤有別為主要宗旨的中國官方禮儀，在外國列強的槍炮威逼下，不得不逐漸地向西式禮儀讓步。當然時至今日，在中國政府接待來訪的各級外賓時，舉行的在海上敬禮，邊界或港口迎接，鋪紅地毯，奏國歌和迎賓曲，鳴放禮炮，檢閱儀仗隊，獻花，陪同，舉行歡迎，送別國宴，拜見，接見，外交簽字儀式等禮儀中，也不乏中國傳統外交禮儀的遺風流俗，特別其以禮相待以接和好的目的和宗旨並無太大的變化。
（4）遣使出使儀。從漢代起，中國古代各王朝就不時地派遣使者前往各藩國賜璽賜綬，或參加慶典和喪儀，唐代稱遣往藩國的特使為入藩使，宋代稱之為國信使。明清時期，派往藩國的特使人次增加，使命範圍進一步擴大，或奉詔降敕諸國，或祭祀山川，或賜予禮物，或商討雙邊關係，這種禮儀也日趨完備。凡是遣使者出使，都要先由翰林院起草詔書，任命使臣。屆時，皇帝親自到朝廷大殿升坐禦座，百官入殿侍奉，使臣赴拜位行禮，樂隊奏樂，承製官走到丹陛前宣稱皇帝有旨，使者跪，承製官宣讀詔書，其內容多為套語，如“皇帝敕使爾某詔諭某國，爾宜恭承朕命”等。宣讀完後，使臣俯伏行禮，禮部官員把詔書交給使臣。使臣捧著詔書走出午門，然後把詔書放入龍亭，皇帝回宮，百官退朝。使臣進入出使國的國境後，先派人報告該國君主，君主派人迎接。按規定，被出使的國家要事先在都城外的公館設帳結彩，預備龍亭香案以及金鼓儀仗，在城內街巷張燈結彩，在國王大殿上設大帳，並預備香案。使臣到達後，首先被迎接到公館中，隨後國王率領官吏和耆老到郊外迎接使臣，並行五次拜禮，然後由金鼓儀仗開路，護送龍亭進入都城，使臣則隨龍亭而行。到國王大殿後，把龍亭放到大殿正中，使臣站在香案東麵，國王麵向北站在大殿中央，其他官員都站在國王身後。使臣麵向南站著，宣稱皇帝有詔書，國王及其官屬都下拜行禮，然後國王從西階上走到香案前跪下上香，再俯伏在地。接著國王站起來，使臣走到龍亭前，取出詔書交給宣詔官，宣詔官宣讀詔書，國王以下的所有人都跪下聽詔書的內容。詔書宣讀完後，再把詔書放到龍亭內。國王等俯伏行禮，樂隊奏樂。禮畢，使臣把詔書交給有關部門頒行天下，受出使國的國王和使臣之間交替行賓主禮儀。
從張騫出使西域到李鴻章出使歐洲，在中國古代曆史上，曾有千千萬萬的使者擔負著與鄰邦、近國禮尚往來的重任，奔赴在天南地北，他們既是中國中央政府的特殊臣子，又是中華民族與世界各國各民族之間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往來交流的紐帶。借助於他們，中央政府加強了與周邊各少數民族政權的往來，中國也走上了與世界各國人民共同締造人類文明史的大道。雖然至鴉片戰爭前，中國還缺乏與世界廣大地區的人民的友好往來，鴉片戰爭後很長一個曆史時期，中國又是在列強的威逼下，同世界上相當多的國家進行著不平等的外交往來，但蘊含著深刻的中華傳統文化內涵的交際禮儀，還時常散發著濃濃的中國傳統社會的氣息。此中的功過是非還有待於我們去進一步地深入探討研究。也隻有如此，我們才能更好地做到“古為今用”，使我國的傳統文化得到繼承與發揚，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