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個無憂無慮的船夫確實快樂，然而對當代人來說似乎不大可能了。工業社會向人們許諾的幸福已快到頭了，裏夫金對當代危機的種種聳人聽聞的描述已不象先知的悲觀預言那麼遙遠，人們在越來越多地享受物質文明的同時，也越來越多地感覺到危機的臨近。悲觀主義已不僅僅是哲學家的專利，大眾也越來越變得憂心忡忡、多愁善感。最能體現大眾心態這種變遷的一個鮮明標誌就是當代大眾文化的徽章——好萊塢趣味的變化。
幾乎整整一個世紀以來，好萊塢作為美國和全世界的“夢幻工廠”，為當代大眾製造了無數夢境。在好萊塢的早期，盡管遇到了戰爭、蕭條等種種災難，這個“夢幻工廠”製造的夢大半還是美夢：紳士與淑女、王子與灰姑娘、牛仔和印第安人，還有古色斑斕的巴比倫和羅馬……然而到了二次大戰以後進入了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繁榮、更富裕的高科技、高增長、高消費的社會時，好萊塢卻越來越多地製造起了噩夢：《大白鯊》、《摩天地獄》、《血洗樂園》、《未來世界》、《侏羅紀公園》、《恐懼的代價》、《勇敢者的遊戲》……無論幻想的還是現實的題材，都少不了危險和災難。好萊塢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哲學家的沙龍；它的趣味折射出當代大眾需要的一個層麵。顯然，當代的大眾已經不再是那個頭腦簡單的快樂船夫了。人們在被迫讀哲學，讀悲觀主義的哲學。
1976年唐山大地震後，一時間連街道上的老太太都侈談起了大陸板塊漂移理論，似乎人人都變成了憂慮天下安危的哲人。這當然不是哲學的興趣，而是對災難的恐懼心理使然。當災難成為具體的、現實的可能時，人們當然隻能麵對它。當大地震的威脅漸漸淡化之後，人們的憂慮和關心地殼運動的興趣也隨之消退。其實沒有人能斷言唐山大地震式的災難不再發生，但人們卻不想再為這種未來的威脅煩心了。
當人們企圖逃避恐懼和痛苦的前景時，最簡單的辦法莫過於象鴕鳥似的一頭紮進感性的生活中去。及時行樂是一種頹廢的人生觀，然而也是一種典型的現實態度。娛樂對兒童來說也許意味著發泄過剩的精力所產生的快樂，而對成年人來說就不一定了。“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這種娛樂的興趣當然不是精力過剩的快樂，而是對痛苦和恐懼的逃避。“及時行樂”的動機不是因為快樂而是因為痛苦，因為對未來的迷惘甚至絕望而產生的痛苦，這是從這個觀念給人的頹廢印象中就可以想象得到的。在這裏，我們發現悲觀主義世界觀的表現形式之一竟是娛樂！這當然是個悖論，卻也是個千真萬確的事實：“及時行樂”是娛樂，也是痛苦。
不過，一般意義上的娛樂活動是否也都具有這樣的消極意味，似乎是個疑問。按照習慣的思路，各種娛樂活動各有具體的目的：出門旅遊是為了散心，看電影是為了欣賞精彩的故事和演員的表演，打保齡球是為了鍛煉身體，進KTV包廂唱卡拉OK則是湊湊熱鬧……總的說來，都是圖個快活，好像不一定是為了排遣痛苦。然而換個角度來看，娛樂活動從活動形式到心理內容都與其他的日常活動如工作、學習、做家務勞動等等有很明顯的區別，這種區別的關鍵之處就在於後者是被迫的而前者是自由的。娛樂活動總歸意味著從日常活動的疲勞、單調、厭煩的狀態中解脫出來，而這種日常的疲勞、單調、厭煩其實也是一種痛苦，雖然看上去不象悲觀主義者那樣強烈地厭世和絕望。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說，人每走一步路就是阻擋了一次摔倒，每跳動一下脈搏就是阻擋了一次死亡。我們也不妨說每一次娛樂活動都是暫時地擺脫了一次痛苦。在每一次具體的痛苦背後往往還藏著更深的焦慮。晉代書法家王羲之在記述蘭亭雅集時寫了“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顯然是一次愉快的經曆；而後卻又筆鋒一轉：“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雲：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無緣無故地樂極生悲，看似不可解。後人評價說，象蘭亭集會那樣愉快的活動，如果要一般人來記述，必定極力描繪和讚美那種盛況，決不會有一語稍稍涉及寂寞悲涼的情緒；而王羲之卻在寥寥數語中，由宴集的愉悅一轉而為仰觀俯察宇宙萬物，聯想到死生之痛，這正表明王羲之的胸襟闊大。其實，一般人何嚐沒有對死生問題的焦慮，不過隻是在有意無意地逃避著這種焦慮。在盡情娛樂的背後，永遠飄蕩著悲涼的幽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