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還導致了勞動力價值的極不平衡。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價格低廉，如在東南亞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某些行業，工人工作一小時所得的工資隻有0.5美元，而美國平均為18美元。一位新西蘭學者指出，全球化的成本大量轉嫁給勞動者特別是第三世界的勞動者，殘酷競爭中降低成本變成為擴大失業和削減工資，“對全球份額的爭奪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勞動的貶值”，“公司正在不斷增加其利潤，而工人則在喪失生存基礎”。有文章舉例，德國每小時工資45馬克，捷克為其1/10；轉移到捷克生產的德國大眾汽車，同期工資沒有增長，生產率卻提高30%。《全球化的陷阱》一書中有一個醒目的題目《用付給一個瑞士人的錢，可以雇用三個印度人》，作者認為，所謂印度軟件業的發展不過是西方在那裏支付低工資。他指出，20世紀80年代，惠普公司、摩托羅拉公司或IBM公司，就從印度以比較低的薪金招募新的專業人員。它們把這種省錢的辦法稱之為“購買大腦”。後來，西方公司又瞄準了俄羅斯、東歐和亞洲“工資開支低得不能再低的國家和地區”。20世紀90年代，又有100萬熟練的信息人才湧入市場，他們來自俄國和東歐各國，而且這裏的供給比在印度還有利。資源消費的極不平衡。發達國家的人均消耗量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如美國人消耗的煤、石油和糧食分別是非洲人消耗的500倍、1000倍和8倍。世界上20%享受福利的居民所消費的木材相當於世界木材消耗量的85%，他們還消耗著世界金屬加工總量的75%，能源的70%。
第二，經濟全球化並未改變貧富兩極分化的世界格局。這種兩極分化不僅出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內部，也存在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在發達國家內部，工資收入和資本利潤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在美國，1995年4/5的就業人員的小時工資比1973年的水平減少11%，而與此同時，人均經濟效益增加了30%。全部增長都流入了1/5居民的手裏，而這些居民之間也是很不平等的，1%最富有的家庭在同期內收入增加了1倍。在20世紀70年代，一位美國高級經理掙的工資是一位普通工人的44倍，今天一位海外公司經理的收入是美國普通工人的326倍。這種差距和貧富的分化沒有任何一個發達資本主義的富裕國家能夠擺脫。對此西方媒體不無諷刺意味地寫道，“如果有人說今天的老板是按照人的能力支付報酬，那麼這簡直是一句挖苦的話，現在的股東收入最大限度地增加，就業人員的收入卻最大限度地減少。”在美國和英國，國內的貧困人口在1979—1991年間分別以2.4%和5.4%的速度增長。占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水平，從1977年到1995年增長了93%。從世界範圍看，當今世界80%的社會物質財富集中在北美、西歐和日本這個三角地帶。而且，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近幾十年的兩極分化出現了加速和倍增的態勢。在2002年世界5%的最富裕的人口的收入是最貧困的5%的人口的收入的114倍。1%的最富裕的人口的收入和最貧困的57%的人口的收入相等。2500萬最富裕的美國人的收入與全世界20億貧困人口的總收入大致相等。在1820年西歐的人均收入是非洲的2.9倍，而在1992年差距為13.2倍。在對生產力和財富的控製上，少數幾個大跨國公司擁有的年銷售額相當於除少數幾個國家以外整個世界經濟的總和。無怪乎有的西方學者說，“一個公司就能像100個國家政府一樣鑄造我們共同的未來”。對此，2003年聯合國計劃發展署的《人類發展報告》稱，“對於人類發展來說，20世紀90年代既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糟的時代。一些地區和國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而其他地區和國家或者停滯不前，或者出現倒退。最讓人震驚的是停滯和倒退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