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花一葉悟興亡
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亦作道羲、道溪），又字芸閣（亦作雲閣），號純常子，羅霄山人等，江西萍鄉望族。祖父文晟，曆廣東州、府、縣十四任，為嘉應州知州。鹹豐九年（1859）太平軍攻城時巷戰殉難，諡壯烈。祖母係乾隆五十四年（1789）探花、吏部右侍郎劉鳳誥次女。父文星瑞署羅定直隸州知事，分巡高廉兵備道。文氏生於潮州，少長嶺南，為嶺南大儒陳澧入室弟子。光緒八年（1882）中順天府鄉試，嗣後浮海泛江，出入京都，結交贛、湘、滬、寧、鄂名流，讀書會友，親曆社會，觀察時勢，在京“名動公卿，有小劉金門之目”（錢仲聯《文廷式年譜》）。到十六年（1890）35歲時，一舉擢巍科，躋鼎甲，授翰院編修，曆國史館協修，見知於光緒帝。十九年（1893）以宸斷特派充江南考試副官，二十年大考翰詹，光緒帝親拔為一等一名，超擢翰林院侍讀學士，兼日講起居注官，署大理寺正卿。道希才雄氣猛，遇事敢言，政治能動性強，又有“那信寒威折虎牙”的膽識，成為帝黨中堅、清流新銳。甲午戰爭中，他堅定主戰，前後連上60餘道奏折，內攘權奸，外拒和約，並聯合朝野上下，形成一股禦外侮、保疆土的浩大聲勢和力量，借以支持光緒親政。這種結集群力幹預朝政的政治運動在有清一代中罕見。道希又列名參與康有為、梁啟超等創辦的強學會，為慈禧所深忌。二十二年（1896），在後清流大清洗中，遭黜歸裏，成為逐臣。戊戌間，又暗中聚結力量，支持變法維新，險遭不測。旋又匿跡江湖，東走日本，“藏身無尺木，墜翮警空弦”（《答沈子培刑部寄》）。他一生出處行止，大致有四個中轉站：廣州、北京、上海、萍鄉。嶺南是他的發祥地，奠定了他乾嘉學派的深厚學術根底，並開始結交天下士，熟悉官場，為他入仕途作充分準備。翰院六年，是他政治生涯的輝煌頂點，又正值中國存亡危急之秋，“墜翮”是必然的。以他40歲削職為界，從此永別了京都，也不再入嶺南。晚清的上海是個巨大的磁力場，中外彙合，龍蛇雜處，仁人誌士都廁跡其間。文廷式在曆經風雨後，屏居滬瀆，與各色人等來往，卻潔身自守，“生怕襪羅塵染，黃昏深下犀帷”（《清平樂》）。晚年從禪理中求解脫與超脫，“瀟灑老夫潛”、“有夢即漁蓑”（《洗心篇》）。終於歸骨萍鄉，灑然猝逝鄉裏，冥冥中似有宿命。
道希生活在傳統中國政治文化體製根本轉型期，不僅僅是亡國瓜分之禍迫在眉睫，更是幾千年統治意識中王綱解紐，帝製終結的時代。文廷式恰好生活在這樣一個新舊交遞、矛盾糾結、方生方死的夾縫中。他短促的一生，經曆了晚清半個世紀中所有的兵燹、戰亂、政變、流血等內憂外患。孩提時就“逶迤兵刃間，得活競分秒”。文氏在《暢誌詩》中，加了個極富傳奇性的“注”，敘述兩件事。一是嘉應州被太平軍圍困，援兵不至，壯烈公文晟決心與城共存亡，獨令媳彭氏攜四歲孫廷式逃出重圍奔潮州，曰：“餘此孫將來有用，一代管一代，不留汝同殉也。”再是文氏七八歲時，其父星瑞署羅定州，赴穗請餉，太平軍驟至，防禦空虛，其母彭夫人遣散幕僚，曰：“吾家人應死，諸君何苦？”並作了全家自裁準備。幸幕友李君部署州兵千人守城，用疑兵計卻敵。兩次鋒鏑餘生的經曆，是文廷式有關人生價值的童年第一課，兩代人盡忠守節的言傳身教，使他終生刻骨銘心，文廷式一直以南宋信國公文天祥的後裔自居，日本友人也這樣稱譽他。庚子春，文氏東遊時省軒龜穀行贈芸閣七古長篇，首四句是：“千秋赫赫文信國，丹心要扶宋社稷。芸閣先生公裔孫，奇材超卓嗜翰墨。”日本漢學名家內藤湖南訪華時，贈文廷式七律次聯是“兩宋名臣欽乃祖，九州人物見夫君”。野口寧齋在病中神誌恍惚作的“幻遊”詩更將文天祥與道希祖孫父子並列：“信國三生存正氣，專城（文晟）一死想英姿。聲清鳳子（星瑞）毛殊麗，材逸桐孫（廷式）爨更奇。”道希本來就抱負奇偉，有澄清天下之誌。世宦出身，先輩忠烈，又君臣有遇合可能，都是文廷式治國、報國、救國的巨大合力。卻偏生於末世、亂世，外有船堅炮利的強敵窺伺，內為毒後孱主權臣。慈禧兩次清洗清流已是朝廷無人，戊戌政變，光緒幽囚，六君子遭難。到庚子義和團蜂起，聯軍入寇，帝、後西奔，清廷已“魚爛國將墟”（《哀許郎、袁太常》）。正如盛宣懷在給滬上友人電中所稱“大廈非竹頭木屑所能支也”（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東遊日記》）。富於政治敏感的文廷式，對清廷政治生機從萎縮、惡化到斫盡，已是逐步看清，不存幻想。他後期詩中常流露出遺民意識。由於他家三代仕清，堅守“重名節”的家風，另事新主（如徐世昌），轉向革命（如梁啟超）都不太可能。但又畢竟世易時移，西風東漸，他的思維在近現代之間，已懂得從世界範圍看中國、看清廷，所以他不會像明末狷介儒士黃道周那樣以文天祥式殉明自收成局。事既已不可為，隻求遠離政治，退居林下。正如他向摯友陳三立的真誠表白：“謫居不望濯龍門，幻夢初回惡犬村。四海久嗟秦客贅，一廛寧避楚人喧。”（《門存詩錄·偶書》）
政治上既回天乏術，還可以從事撰述。道希天性嗜學，無書不讀，也無處不讀書，光緒八年（1882）文氏27歲時便有撰述之誌，開始作《遼金元三朝會要》。他壯年時寫的《古詩·驅車出門去》，正是抒寫對出路的反複尋思較量：是在死寂陰冷的政治生態中作“孤光”，還是回歸“文字”裏（指撰述）安身立命？他幾乎一生都在二者間徘徊。道希是菊坡精舍高材生，所遵循的治學道路，正是嶺南學派錢大昕、陳澧所奠定的，即培養通才通識，砥礪人格，作“閎通淹博”的一代通儒。他天賦極高，博聞強記，過目成誦，興趣又極廣泛，一生“沉酣百家學”（《聽雨》），對史學、小學、佛學都有較深涉獵和卓越識見，卻也往往點到即止，又轉向其他，形成治學的駁雜，年輕時就有“雜家”的稱號（見錢仲聯《文廷式年譜·光緒十三年》記載）。沈曾植在《清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君芸閣墓表》中，主要從清學術史角度總結文氏巨大成就，盛讚他治學廣博，識力高超，功底深厚，堪稱“有清元儒，東洲先覺”。卻也委婉指出：“竊嚐以為，先漢微言，東京緯候，魏晉玄風，宋元儒理，以君積學所識，專精一業，無不足以名家。顧君以資平議而已，終不屑屑纂述。君才於史學為尤長，窮其所至，亭林竹汀，不難鼎足，晚亦頗有意於是，而日薄崦嵫，盛業不究竹帛所存，千佰什一。”他存世的40卷《純常子枝語》，是一部涉獵廣博的讀書筆記，錢仲聯先生為其刻本作序，嚐試概括它內容的方方麵麵，也隻能歎“沉沉夥頤，方之往古，蓋伯厚、亭林、辛楣諸家之流亞也”。將道希擬於王應麟、顧炎武、錢大昕之列，評價極高。
芸閣詩詞中喜以揚雄設喻，揚雄是西漢末罕見的兼才，大學者、思想家、詞賦家，卻生逢亂世，遭遇坎坷，憤世嫉俗。王莽稱帝後，揚雄因校書“天祿閣”受牽累，投閣幾死。道希對揚雄作《太玄經》情有獨鍾，詩詞中反複使用，如“寂寞草玄坊局冷，他時誰訊子雲亭”（《為徐菊人同年題〈北江舊廬圖〉》其二）；“草玄不謂時人識，竊恐揚雲誌已疏”（《春陰》）；“寂寥千載事，應在太玄經”（《洗心篇》之六）。是自喻、自寬，也是自解。道希是晚清兼才，也確有撰述意圖，惜“日薄崦嵫，盛業不究”，遺編散落，至今沒有全麵彙集整理，令人歎惋。
政治、學術之外，道希另有一個更合自身特色的安身立命之處，即是詞章。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文廷式”條末引方湖注：“芸閣於甲午戰役後，與先公遇於滬上，歎曰：‘時事不可為，還是詞章為我輩安身立命之地。’又太息曰：‘人生之禍患，實詞章之幸福。’”後一句與清趙翼“國家不幸詩人幸，話到滄桑句便工（《題元遺山詩》尾聯）”同調。道希有天賦的詩人氣質，政治上知幾及微，情愫上遇事生感，觸物便驚，蒿目時艱，處處是詩境、詩材。他更好玄思冥想，“思接千載，視通萬裏”，詩情勃鬱，才華又足以駕馭，不致泛濫。加上詩人稟賦非凡，他明知“詩人死骨萬丘山”（《論詩》其二），而這“萬丘山”中的詞彙、典故、手法、章句，都融溶胸臆，且“烘爐自有陶鈞術”（《論詩》其一），經過陶冶、熔鑄，化為自身血肉，落筆便有出處，並奪胎換骨，點鐵成金。其童年鋒鏑，青年漫遊，壯年流亡，晚歲棲遲，所遭遇的“人生之禍患”，終成“詞章之幸福”。總之，道希的遭逢、雄才、猛氣、深情、積憤，最適於用詩詞表達，他是一個天造地設的詩人。
文氏存世詩六百餘首，題材有極大的包容性，賅括了當時動蕩的政壇，亂離的現實和文人們的生活領域，而表現時局艱危，發揮政治鬱悶，是他大部分詩作的主題和基調。詩人《落花詩》之十雲：“萬裏河山歌舞地，百年門戶綺羅香。”到道希時，“萬裏河山”已不堪回首，而文氏家族從壯烈公文晟開始的“百年門戶”也正趨衰落。詩人以白頭思悟式的猛省作結：“誰向秋霜明鏡裏，一花一葉悟興亡。”這六百多首詩，正是詩人“悟興亡”的“一花一葉”。辛亥革命前五十年間，中華大地上所發生的種種劫難，詩人的憂患經曆，彷徨苦悶，探索追求，玄思冥想，都能在他的詩中找到或隱或顯、或直或曲的表達。苟將其中所反映的史實，按詩作大致的創作年代編排，便是一部用詩敘寫的晚清時代巨變的風雲史，也是詩人自我心靈嬗變的思想史。
作為時代風雲史，又集中在反映甲午戰爭、戊戌政變、庚子動亂的詩作中，內亂外患，相互糾結，互為因果，促使清廷顛覆。當忠良遭戮，京都陷落，帝、後逃竄，亡國在即之際，道希揮筆“憤吟”，瀝血陳情。如七律《憤吟，效韓致光》《哀許侍郎、袁太常》《江行舟中感事》《庚子七月至九月感作》四首（均見拙注《文道希遺詩選注》），忠憤之氣，噴薄而出，如此直率迫切，以詩誌痛抒憤、表哀記難，情感灼熱之佳作，在光宣朝詩人中並不多見。但更多詩作是借事抒感，曲折隱晦，手法之多，具見本書注析。那些以首聯二字作標題的七律，如《聞道》《八表》《春陰》《平明》等等，或借比興喻時事，或以古典表今事，既是詩史，也是詩人內心綢繆糾葛、衝突追尋的思想史。後者在詩人的三大組詩中，更有集中地反映。如道希37歲在京作的《暢誌詩》十首，是他入翰林時的反思內省。詩人以“詩傳”形式，表述自我家世、思想誌趣、價值取向、抱負襟懷、朝政士氣、矛盾憂慮。雖夜氣如磐，但清廷還未露敗征亡兆，希望與失望並存。詩人所希冀和追求的是像西周名臣仲山甫那樣為君輔弼（其三），作者以傳統的賢臣形象出現在詩中，他本質上是政治家。庚子時寫的《落花詩》十二首就不同了，詩人用隱約、朦朧的比興手法，將中國詩歌傳統中“落花”這一悲劇性象征符號，寄寓了政治衰敗、國家顛危、美人凋殞、山河慘淡、生命淒迷等豐富意蘊。如作為全詩序幕的第一首前半：“三月春光已路歧，夕陽欲下故遲遲。風雲將起天猶醉，荊棘滿庭人未知。”落筆便點出政治風雲和清祚將盡景象，表現晚清那“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時代，非人力所能回春。整個組詩寫得淒迷婉約，如怨如慕，哀感頑豔，成為詩人七律的冠冕。《病中讀黃浦漳七夕洗心篇慨然有作》十二首，寫於清廷即將傾覆時，“積雪埋千嶂，荒風隘九圻”（其十），象喻國土將淪亡，生機已耗盡。自己也“摶飛霄路迥”（其二），已不能奮飛了。至於“瑤檢誰封禪，元圭或告功”，鹿死誰手，誰告成功，隻有由它去。“南榮晞發後，倚枕聽秋蟲”，興亡易代隻在“秋蟲”聲裏。這十二首詩應和《落花詩》對應看，它沒有《落花詩》那樣的迷離淒楚、哀怨纏綿，但在同樣的深邃幽渺中，更飽含看透人生的哲理禪機，詩人反複喻述的是在精神上尋求較為徹底的解脫與超脫。三題組詩創作的時間，前後間隔10年，《落花詩》（庚子，1900）與《洗心篇》（壬寅，1902）相隔隻一年，詩人從悲苦到解脫，正是思想成熟的表現。一年後（1904），詩人猝逝。再四年（1908），孱主毒後，糾纏了一輩子的母子冤家同歸於盡。又三年，幼主遜位，268年的大清隨同兩千餘年的帝製徹底終結。正是這乾坤易變、天崩地坼的獨特時代，造就了文廷式這樣集維新政治家、閎通淹博的雜學大家、卓有建樹之詞家、詩人於一體的傳奇性人物，跨在近代與現代交替線間的偉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