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地處江淮平原，位於淮河之南、長江下遊之北、長江與京杭大運河的交彙之處。從地形地貌上來看，揚州東近大海，南依長江，西憑掃垢山，北負蜀崗、接湖區，地勢較為平坦，西北地勢較高，地屬含鈣黏土；東南地區地勢稍低，是由砂積土形成的衝積平原；揚州土質較好，利於生產與生活，但缺乏建築石料。揚州屬北溫帶，為亞熱帶的漸變地區，氣候溫和，且屬季候風區域，夏季多東風，冬季多東北風，常年的主導風向為東北風；由於離海較近，夏季有海洋風，因此較為涼爽，夏季最高平均氣溫在30℃左右，氣候溫和，年降雨量較為充沛，平均在1000mm以上。一直以來，無論從地理還是文化方麵來看，淮河堪稱中國南北的分界線，因此位於江淮之間的揚州既是南北彙聚、吳楚相接、雄秀兼佳之地，又是南北交通的咽喉要道，更是軍事紛爭時期南北對峙的前沿陣地。漢代伊始，自唐曆宋，由明至清，中國曆史上重要的朝代更迭使揚州幾次覆滅，但官府漕運，私行商旅，物資集散，鹽業興盛，促使揚州又快速地複蘇和崛起，經濟繁複而冠蓋江南。正如國學大師錢穆所言：“揚州一地之盛衰，可以乩國運”。
文化是曆史發展的積澱，並形成於特定的地理環境、人文環境，因而文化具有強烈的局域性。《禮記·王製》雲“凡居民材，比因天地寒暖濕燥濕。廣穀大川異製，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製，衣服異宜”。位於“淮南江北海西頭”的揚州，其文化是中國境內曆史最為悠久、內涵最為豐富，特征最為鮮明的地域文化之一。
一、曆史悠久、源遠流長
（一）追根溯源
據考古資料，距今大約一萬年前，今天的揚州已經成陸於長江三角洲的衝積平原。它臨海瀕江，氣候溫潤，物產富饒。作為江淮地區的史前文化，1993年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的龍虯莊遺址充分說明了揚州文化的源遠流長。距離今天高郵市區東北約10公裏的龍虯莊遺址是江淮東部地區考古發現的最大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經挖掘發現有房屋、墓葬坑等遺址，整理出土大量生產及生活器具，發現了比甲骨文還要早1000年左右的陶文，並且發現了4000多粒距今7000—5500年之間的炭化稻米。
（二）揚州建城
“揚州”一詞古代作楊州（按：漢碑中楊字皆從“木”，從“手”係後人所改，清代乾嘉學派代表人物王念孫對此有詳細考證），楊州的名稱最早見於《尚書·禹貢》：“淮海惟楊州”，包括了今淮水東到東海、南到南海的揚州地域，今日的揚州隻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在上古時期，在黃河與淮河之間東部沿海地區的廣袤土地上，生活著能捕魚蚌、製絹絲、冶煉青銅、燒造陶器、技藝高超的淮夷部族；古本《竹書紀年》載：“夷嬪珠美魚，其筐玄纖縞”。據說在周王朝時期，在以齊國、魯國為首的諸侯國的不斷聯合進攻下，淮夷部族背井離鄉、舉族南遷，其中一支在今天揚州城的位置上建立了邗國。後據《左傳·哀公九年》記載：“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即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為便於進攻中原，滅邗國，開邗溝，並構築邗城於蜀崗之上；通常意義上揚州城的曆史自此開始。揚州作為一個城市誕生之後，其曆史與文化從未中斷。
（三）運河之始，廣陵為名
邗溝作為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條人工運河，對溝通大江南北文化交流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位於邗溝入長江口的廣陵成為南北文化的交彙點。此後，越滅吳，邗城屬越；楚滅越，邗城歸楚；公元前319年，楚在邗城舊址上建築廣陵城。據《河圖括地》解釋說：“昆侖山橫為地軸，此陵交帶昆侖，故雲廣陵也。”《爾雅》對“陵”的解釋為：“大阜為陵”，因此蜀岡也稱為阜岡，還叫昆侖岡。公元前206年秦亡之後，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一度準備建都於廣陵並取名“江都”（即“臨江都會”之意），自此廣陵又稱為“江都”。
二、漢代封地國用饒足，儒家文化垂示千古
（一）藩國都城，國用饒足
作為兩漢時期封建藩王的封地，廣陵因其具有重要的經濟、戰略地位而先後成為荊國、吳國、江都國、廣陵國等藩國的都城。公元前201年，劉賈被封為荊王，封地在淮東（今淮南），建都於廣陵城，下轄三郡五十三城，包括今天的江蘇、安徽、江西和福建等部分地區。這是廣陵第一次作為諸侯王的都城之所，荊王劉賈成為廣陵曆史上第一代諸侯王。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劉賈被謀反的淮南王黥布殺死後，高帝在會缶（今沛縣）封劉濞為吳王，都廣陵，改荊國為吳國，領域不變。吳王劉濞是漢高祖劉邦的侄子，他定都廣陵後，在舊城的基礎上，於城東增築附郭城，將城池周長從十二裏擴建到十四裏半。劉濞憑借廣陵城東臨大海、南有銅山的自然條件，即山鑄錢，煮海為鹽，獎勵耕種，發展經濟，增強國力，使當時的吳國及廣陵城富甲天下、雄霸東南。他借助強大的經濟實力，擴建都城，流通財貨，捍鹽通商，致使吳國“國用饒足”，成為當時西漢最有實力的地方藩國。在強大的經濟及軍事實力支持下，劉濞聯合六個藩王發動了吳楚“七國之亂”。
無論是春秋時的吳王夫差，還是發動叛亂的漢代吳王劉濞，由於均對揚州城市的開創和開發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公正務實、感恩圖報的揚州人為他們修廟立祀，甚至將其奉為財神。
（二）正誼明道、和親烏孫
“七國之亂”平定後，“素驕”、“好勇”的劉非被封為江都王，都廣陵；為防止劉非步劉濞後塵，於是就選派首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大學問家董仲舒擔任江都相輔佐劉非。董仲舒在江都相任上提出“正誼明道”（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主張，成為揚州文化所奉行的圭臬，塑造了揚州敬重道義的人文環境，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現今揚州城內仍存有“董子祠”、“大儒坊”、“正誼巷”等街巷名，從側麵表達了揚州人對董仲舒的尊崇和感念。
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江都王劉非死後，其子劉建繼承王位。劉建驕奢淫逸、圖謀不軌，事發後自縊身死。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國被除，改為廣陵郡。劉建的女兒劉細君作為“漢家和親第一公主”遠嫁烏孫國（新疆伊犁河南源特克斯河畔一帶），為新疆地區帶去中原文明，促進了當地的社會進步。遠在塞外的劉細君思鄉心切，寫出千古不朽的思鄉之曲《悲愁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烏孫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這首詩成為我國古代詩歌從“詩言誌”向“抒情”回歸的標誌，也有人稱其為曆史上的第一首邊塞詩。
（三）國製廢除，封地世襲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漢武帝以廣陵郡的部分地域置廣陵國，封兒子劉胥為廣陵王，都廣陵。劉胥在位64年，後圖謀造反，事發後被迫自盡，葬於高郵天山，其陵墓內采用的“黃腸題湊”葬製是西漢厚葬之風的高度體現。漢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廣陵郡改為廣陵國，徙山陽王劉荊為廣陵王，這是東漢第一代廣陵王，也是最後一代廣陵王。永平十年（公元67年），劉荊因祝詛皇上而畏罪自殺，廣陵國複被廢為廣陵郡。至此，漢代廣陵作為諸侯王國的都城所在，從荊國的建立到廣陵國的廢止，共曆時267年。東漢中期以後，廣陵一直作為諸侯的世襲封地，劉氏後裔沿襲侯位、食其俸祿長達四百年之久，直到東漢末年都沒有改變。幾度分封、持續發展，廣陵城不僅創造了輝煌瑰麗的物質文明，而且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底蘊。東漢初年，以擅長辭賦著稱的廣陵人陳琳榮列建安七子之一；漢初文學家枚乘、鄒陽均活躍於揚州，枚乘的《七發》為“七體”之開端。
三、三國兩晉戰事頻仍，南北融合、文化發展
（一）戰亂頻仍，修築新城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揚州以其介於南北之間的地理位置不可避免地成為軍事紛爭的前沿陣地，此間廣陵城屢經戰亂。
公元213年，曹操因怕淮南沿江郡縣為吳所得，遂決定把人民內遷，結果廣陵近萬戶居民渡江東下投奔吳國，使廣陵幾乎成為空曠之地。公元255年，東吳衛尉馮朝修築廣陵城，為有史記載的第三次修築廣陵城。西晉永嘉以後的二三百年間，由於中原地區被各少數民族所統治，因此大批人民越淮渡江、移民南方地區，當時，廣陵城內安置有大量來自山東兗州的移民，由此揚州舊有“南兗州”之稱。公元369年，東晉大司馬桓溫自廣陵起兵北伐前燕慕容暉，軍敗後回師廣陵，並對城池進行了加固修築。公元383年，謝玄在廣陵招募的、主要由南徐及南兗移兵組成的“北府兵”成為淝水之戰中晉軍的主力；戰後，謝安在廣陵步邱（今江都境內）築“新城”而居並修築平水埭，水埭隨需蓄泄，因此當地歲用豐稔。
（二）世族南遷，經濟發展
南北朝時期，匈奴、鮮卑、羯等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北方世家大族紛紛南遷至現今的揚州（治所在今南京）、荊州（今湖北江陵）一帶。北方移民的大量南下不但帶來先進的農業技術和農作物品種，而且他們圍湖開山、建屋造田，積極重建家園。在農業發展的帶動下，當地手工業和商業得到飛速發展，當時的廣陵城成為一方商業都會，並成為重要的物資集散地。
（三）兵禍連年，成為“蕪城”
隨著宋文帝元嘉年間和平狀態的持續，廣陵地區經濟恢複、富庶繁華，出現了一定規模的園林，但很快又遭到兵禍的摧殘。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南下攻宋，率步騎十萬渡過淮河，直逼長江北岸的瓜步（位於今江蘇六合東南），軍隊破壞民居、砍伐蒹葦以備造筏渡江、攻打劉宋的首都建康；第二年正月開始退兵北撤時，又一路大肆殺戮，致使廣陵之地“村井空慌，無複雞鳴犬吠”。僅過了九年，劉宋王朝同室操戈，孝武帝討伐其為南兗州（今揚州）刺史的同父異母弟弟劉誕，並遷怒於老百姓，殺民三千餘人，致使廣陵成為“直視千裏外，唯見起黃埃”的荒蕪之地；詩人鮑照據此所作的《蕪城賦》使廣陵從此獲得“蕪城”的別名。在接下來的“侯景之亂”中，廣陵城池被叛軍攻陷，城內男女老幼全被半埋於土中並慘遭射殺，廣陵因此變成一座空城。北齊占領廣陵後，改“南兗州”為“東廣州”；陳朝複為“南兗州”；北周占據後，又將其改稱為“吳州”。
四、隋唐時期，天下之盛揚州為首
（一）開鑿運河，文化發展
隋開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改“吳州”為“揚州”，置總管府於丹陽（今南京）。煬帝楊廣鑒於南方經濟地位的上升，為加強對南方地區的控製、鞏固國家統一，開鑿了縱橫南北、串聯東西五大水係的京杭大運河，從而進一步擴大了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由此也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的湧入。隋帝楊廣尊儒、崇佛、信道，在位十四年中三下江都（今揚州），不但在龍舟之中塞滿精選的大量孤本典籍，而且將當代鴻儒召集至揚州考研周漢以來的禮治沿革，並鼓勵揚州地方學者各抒宏論。他廣延名僧，新建十幾座寺廟，一時間揚州群賢畢至，百家爭鳴，寺廟林立，高僧雲集，成為南方當時的佛教中心。一方麵，隋帝楊廣的橫征暴斂、窮奢極欲曾陷揚州人民於深重的苦難之中，另一方麵，他使位於長江、運河交彙點的揚州因水利而繁華，並且為揚州的文化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因此，客觀的揚州人不以其功抵過，亦不以其過抵功，為隋煬帝修碑立陵，公正評價。
（二）港口重城，始稱揚州
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揚州治所從丹陽移到江北，從此廣陵享有揚州的專名，揚州也達到了極盛的巔峰。揚州是南北糧、草、鹽、錢、鐵的運輸中心和海內外交通的重要港口，為都督府、大都督府、淮南節度使治所，領淮南、江北諸州。在以長安為中心的中外水陸交通中，揚州始終起著骨幹作用。唐代的揚州，水陸交通發達，商業繁盛、人文薈萃，富庶繁華，不僅在江淮之間“富甲天下”，而且是中國東南第一大都會，時有“揚一益二”之稱（益州即今成都）。同時，隨著運河的通暢、經濟的繁榮和人口的增多，唐代揚州城規模擴大，在蜀崗平原另建了新城“羅城”，形成了連貫蜀崗上下的雙城局麵。杜荀鶴《送蜀客遊維揚》詠道：“見說西川景物繁，維揚景物勝西川。青春花柳樹臨水，白日綺羅人上船。夾岸畫樓難惜醉，數橋明月不教眠。送君懶問君回日，才子風流正少年”。從詩中可以看出，唐時的揚州城猶如一座美麗的大花園；從“園林多是宅，車馬少於船”（姚合《揚州春詞三首》）的詩句中可以想見當時居住建築與園林的結合已蔚然成風。從當時的詩歌或筆記中或可窺見唐代揚州一些“花園宅邸”風貌，如“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為廣陵甲第”的富商周師儒家園（《廣陵妖亂誌》）、“樓台重複、花木鮮秀”的藥商裴諶的櫻桃園（《太平廣記·裴諶》）、“鶴盤孤嶼、蟬聲別枝、涼月照窗、澄泉繞石”的郝氏園（嘉慶《江都縣誌》）等。另外，從時人咱詠揚州的一些詩句如“街垂千步柳，霞映兩重城。天碧台閣麗，風閔歌管清”（杜牧《揚州三首》）、“九裏樓台牽翡翠”（羅隱《江都》）、“層台出重霄，金碧摩顥清”（權德與《廣陵詩》）、“綠水接柴門，有如桃花源”（李白《之廣陵宿常二南郭幽居》）中，可見唐時揚州宅園在追求華麗浪漫、氣象宏偉的同時，也欣賞自然山林的幽淼意境。當時揚州園林中的典型建築為樓榭及台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