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簡要地談論“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之後，我不由想起鄧小平在1985年說的一段話。他說：“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我們采取的所有開放、搞活、改革等方麵的政策，目的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允許個體經濟存在發展，也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的走了邪路了。”鄧小平的這句話，不僅說明他對四個現代化充滿信心，而且也對未來中國不無擔心。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119篇文章中，有近50處講到中國隻能走社會主義道路，決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
1998年《戰略與管理》第五期，發表了《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中近期趨勢與隱患》的文章。該文對未來10年中國社會的走向進行了謹慎的預測。文章認為：今後的5年到10年，可能是中國改革曆史上至為關鍵的一個時期，長期以來積累的一些矛盾和危機，都可能在這一時期隨時找到突破點而爆發出來，從而打斷社會的演進和轉變過程，把整個中國社會推向“高風險社會”。而這種情況發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社會是走向兩極分化，還是一個中產階層主導的社會。
這裏涉及到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姓社姓資的問題。我想不論是兩極分化還是中產階層的產生，都將是十分可怕的。因為我們追求的社會主義是共同富裕。就我國近些年的發展情況來看，在改革的最初階段上，可能很像中產階層的形成過程。因為作為一個國家的中產階層形成大約需要三個基本條件：一是要有較長的產業化階段；二是現代職業結構的形成即一個龐大的不直接操作生產勞動的階層的形成；三是相當多數人接受過大學教育。但是從改革過程的角度來看，今後我們所麵對的，也可能是富裕階層的進一步富裕而貧困階層進一步貧困的過程。而暴富階層往往不是靠技術創新和產業化過程而誕生的，而是用壟斷條件來聚斂財富。
在這裏，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問題是，中國市場發育的過程雖是在社會主義製度的前提下展開的，但從一開始就沒有完全充分競爭而是充滿壟斷。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是一個掌握了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總體性資本精英集團，或者說是“官僚的資本化”，或者說是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化”。這個集團通過在國家政權層麵強化了不同資本的可轉化性，從而形成了一個捉摸不定的“不落實階層”或在社會“三維”結構中均占有一定地位的“富有階層”。就目前的趨勢來看，這個總體性資本集團的規模和邊界都不十分明晰，並且占有較多的社會資源，使得本應由中產階層占有的資源被總體性資本所壟斷了，因而中國的中產階層一時是難以形成的。這就為中國社會矛盾的可能激發提供了社會背景。當然，兩極分化是一個有特定含義的概念，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是指，一頭是財富的積累，一頭是貧困的積累；第二層是指，一頭是資產者，一頭是無產者。就是說兩極分化是由財富的分化以及由此產生的階層的分化。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雖然已經失去了兩極分化的條件，但這種現象和可能不是沒有。
綜上所述，很有必要弄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原則區別。由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所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具有區別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三個主要特征：一是公有製為主體；二是按勞分配為主體；三是離不開國家宏觀調控。在這裏，有必要重溫一下鄧小平關於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一些主要論點。①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分不在於計劃和市場這樣的問題，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②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它們既可以為資本主義所利用並為它服務，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所利用並為它服務；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相似，不同的是有同全民所有製之間的關係，有同集體所有製之間的關係，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係，但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④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⑤至於計劃運用得多一些還是市場運用得多一些，這要從實際出發，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條件和客觀要求來決定。鄧小平同誌的這些思想為我們正確區分和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間在方法上的相似之處和在性質上的區別提供了科學依據。總之，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製度過程中，一定要堅持兩個“為主體”，一個“離不開”，反對照抄照搬完全自由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所謂新自由主義學派的觀點，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