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青年與戀愛結婚
——答王毅君
《中央周刊》編輯先生：
承轉示王毅君一文，已細讀。我很感謝王毅君站在青年人的立場對於我的《談青年與戀愛結婚》一文表示異議。我的是一個看法，他不否認；他的是一個看法，我也不否認。我無暇詳辯，隻提出兩點作答：
一，王毅君似沒有把原文看清楚，有斷章取義之嫌。我沒有權，更沒有理由要“壓製”青年人的愛情，我一再申明我“不反對男女青年的正常交接”，“在男女社交公開中，遇戀愛自然很可能”，我隻說青年人有不適宜於性愛的理由，但我也承認現代青年所受的性生活影響不很健康，想他們不在性愛上勞心焦思是很難能。我提出兩種自然的方法引導青年撇開戀愛和結婚的路，一是精力有所發揮，二是同情心得到滋養。這兩層做到了，他們雖有“遇”戀愛的可能，卻無“謀”戀愛的必要。我讚成“遇”，不讚成“謀”，也不讚成“壓製”。
二，我也很知道，勸青年人不戀愛，有些不合時宜，不免引起他們“苦痛的迷惘”，甚至“頑皮的抗議”。但是我終於說出這一番不中聽的話，也有一片苦口婆心。我覺得戀愛結婚是生物的事實，也是社會的事實，就要用生物學、社會學和連帶的心理學的觀點去看，不應帶有浪漫或神秘的意味，而現代中國青年的戀愛觀仍不免是浪漫的、神秘的；他們醉夢於十九世紀歌頌戀愛的一套理論中，而不知其已不適宜於現代生活。現代西方青年已比較地能夠不從詩的幻夢而從科學的冷眼去看戀愛了。我相信這是必有的演變。中國青年遲早自然也會醒覺。醒覺到什麼呢？結婚是為傳種，戀愛是結婚的準備；最適宜的戀愛期是最適宜的結婚期，最適宜的結婚期是身心發育完全而能力足以教養子女的時期。戀愛結婚是一種義務而不是一種可作為娛樂的把戲。中國古時男子三十而娶，近代西方人大致也是如此，也正因為這是身心發育完全而能力足以教養子女的年齡，所以我以為三十歲左右講戀愛，準備結婚，比較適當。
王毅君主張青年人應當戀愛的理由是“愛上一位小姐，所以在功課上特別想出風頭，生活也緊張，衣冠也整齊了，行事也不隨便了”。這也許是事實，但是我因而聯想到原始社會的人敬神，和敬神的影響仿佛相似，甚至於敬神的心理動機也很相似。王君的戀愛觀應該過去，猶如神道設教的社會應該過去是同一個道理。世間沒有神，沒有神仙似的人，我們應該仍然有理由，而且有方法，去做好人。
（載《中央周刊》第5卷第28期，1943年2月）
談理想的青年
——回答一位青年朋友的詢問
朋友：
你問我一個青年應該懸什麼樣一個標準，做努力進修的根據。我覺得這問題很難籠統地回答，因為人與人在環境、資稟、興趣各方麵都不相同，我們不能定一個刻板公式來適用於每個事例。不過無論一個人將來幹哪一種事業，我以為他都需要四個條件。
頭一項是運動選手的體格。我把這一項擺在第一，因為它是其他各種條件的基礎。我們民族對於體格向來不很注意。無論男女，大家都愛亭亭玉立、弱不禁風那樣的文雅。尤其在知識階級，黃皮刮瘦，彎腰駝背，幾乎是一種公同的標幟。說一個人是“糾糾武夫”，就等於罵了他。我們都以“精神文明”自豪，隻要“精神”高貴，肉體值得什麼？這種錯誤的觀念流毒了許多年代，到現在我們還在受果報。我們在許多方麵都不如人，原因並不在我們的智力低劣。就智力說，我們比得上世界上任何民族。我們所以不如人者，全在旁人到六七十歲還能奮發有為，而我們到了四十歲左右就逐漸衰朽；旁人可以有時間讓他們的學問事業成熟，而我們往往被逼迫中途而廢；旁人能作最後五分鍾的奮鬥，我們處處顯得是虎頭蛇尾。一個身體羸弱的人不能是一個快活的人，你害點小病就知道；也不能是一個心地慈祥的人，你偶爾頭痛牙痛或是大便不通，旁人的言動笑貌分外顯得討厭。如果你相信身體羸弱不妨礙你做一個有道德的人，援甘地為例，那我就要問你：世間數得出幾個甘地？而且甘地是否真像你們想像的那樣羸弱？一切道德行為都由意誌力出發。意誌的“力”固然起於知識與信仰，似乎也有幾分像水力電力蒸汽力，還是物質的動作發生出來的。這就是說，它和體力不是完全無關。世間意誌力最薄弱的人怕要算鴉片煙鬼，你看過幾個煙鬼身體壯健？你看過幾個煙鬼不時常在打壞主意？意誌力薄弱的人都懶，懶是萬惡之源。就積極方麵說，懶人沒有勇氣，應該奮鬥時不能奮鬥，遇事苟且敷衍，做不出好事來。就消極方麵說，懶人一味朝抵抗力最低的路徑走，經不起惡勢力的引誘，慣歡喜做壞事。懶大半由於體質弱，燃料不夠，所以馬達不能開滿。“健全精神宿於健全身體。”身體不健全而希望精神健全，那是希望奇跡。
其次是科學家的頭腦。生活時時刻刻要應付環境，環境有應付的必要，就顯得它有困難有問題。所以過生活就是解決環境困難所給的問題，做學問如此，做事業如此，立身處世也還是如此。一切問題的解決方法都須遵照一個原則，在紊亂的事實中找出一些條理秩序來。這些條理秩序就是產生答案的線索，好比偵探一個案件。你第一步必須搜集有關的事實，沒有事實做根據，你無從破案，有事實而你不知怎樣分析比較，你還是不一定能破案。會尊重事實，會搜集事實，會見出事實中間的關係，這就是科學家的本領。要得到這本領，你必須冷靜、客觀、虛心、謹慎，不動意氣，不持成見，不因個人利害打算而歪曲真理。合理的世界才是完美的世界，世界所以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就因為大部分人沒有科學的頭腦，見理不透。比如說，社會上許多貪汙枉法的事，做這種事的人都有一個自私的動機，以為損害了社會，自己可以占便宜。其實社會弄得不穩定了，個人決不能享安樂。所以這種自私的人還是見理不透，沒有把算盤打清楚。要社會一切合理化，要人生合理化，必須人人都明理，都能以科學的頭腦去應付人生的困難。單就個人來說，一個頭腦糊塗的人能在學問或事業上有偉大的成就，我是沒有遇見過。
第三是宗教家的熱忱。“過於聰明”的人（當然實在還是聰明不夠）有時看空了一切，以為是非善惡悲喜成敗反正都不過是那麼一回事。讓它去，幹我什麼？他們說：“安邦治國平天下，自有周公孔聖人。”人人都希望旁人做周公孔聖人，於是安邦治國平天下就永遠是一場幻夢。宗教家大半盛於社會紊亂的時代，他們看到人類罪孽痛苦，心中起極大的悲憫，於是發下誌願，要把人類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雖然犧牲了自己，也在所不惜。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釋迦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都是宗教家的偉大抱負。他們不但發願，而且肯拚命去做。耶穌的生平是極好的例證，他為著要宣傳他的福音，不惜拋開身家妻子，和猶太舊教搏鬥，和羅馬帝國搏鬥，和人世所難堪的許多艱難困苦搏鬥，而終之以一死，終於以一個平民的力量掉翻了天下。古往今來許多成大事業者雖不必都是宗教家，卻大半有宗教家的熱忱。他們見得一件事應該做，就去做，就去做到底，以堅忍卓絕的精神戰勝一切困難，百折不回。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紊亂時代，積重難返，一般人都持魚遊釜中或是鴕鳥把眼睛埋在沙裏不去看獵戶的態度，苟求一日之安，這時候非有一種極大的力量不能把這局麵翻轉過來。沒有人肯出這種力量，或是能出這力量，除非他有宗教家的慈悲心腸和宗教家的舍己為人奮鬥到底的決心毅力。
最後是藝術家的胸襟。自然節奏有起有伏，有張有弛，伏與弛不單是為休息，也不單是為破除單調，而是為精力的生養儲蓄。科學易流於冷酷幹枯，宗教易流於過分刻苦，它們都需要藝術的調劑。藝術是欣賞，在人生世相中抓住新鮮有趣的一麵而流連玩索；藝術也是創造，根據而又超出現實世界，刻繪許多可能的意象世界出來，以供流連玩索。有藝術家的胸襟，才能徹底認識人生的價值，有豐富的精神生活，隨處可以吸收深厚的生命力。我們一般人常困於飲食男女功名利祿的營求，心地常是昏濁，不能清明澈照；一個欲望滿足了，另一個欲望又來，常是在不滿足的狀態中，常被不滿足驅遣作無盡期的奴隸。名為一個人，實在是一個被動的機械，處處受環境支配，作不得自家的主宰。在被驅遣流轉中，我們常是倉皇忙迫，嚐無片刻閑暇，來憑高看一看世界，或是回頭看一看自己；不消說得，世界對於我們是呆板的，自己對於我們也是空虛的。試問這種人活著有什麼意味？能成就什麼學問事業？所謂藝術家的胸襟就是在有限世界中做自由人的本領；有了這副本領，我們才能在急忙流轉中偶爾駐足作一番靜觀默索，作一番反省回味，朝外可以看出世相的莊嚴，朝內可以看出人心的偉大。並且不僅看，我們還能創造出許多莊嚴的世相，偉大的人心。在創造時，我們依然是上帝，所以創造的快慰是人生最大的快慰。創造的動機是要求完美，迫令事實趕上理想；我們要把現實人生、現實世界改造得比較完美，也還是起於藝術的動機。
如果一個人具備這四大條件，他就不愧為完人了。我並不認為他是超人，因為體育選手、科學家、宗教家、藝術家，都不是神話中的人物，而是世間有血有肉的真實人物。以往有許多人爭取過這些名號的。人家既然可以做得到，我就沒有理由做不到。我們不能妄自菲薄，自暴自棄。
（載《青年雜誌》第1卷第3期，1943年8月）
談謙虛
說來說去，做人隻有兩樁難事，一是如何對付他人，一是如何對付自己。這歸根還隻是一件事，最難的事還是對付自己，因為知道如何對付自己，也就知道如何對付他人，處世還是立身的一端。
自己不易對付，因為對付自己的道理有一個模棱性，從一方麵看，一個人不可無自尊心，不可無我，不可無人格。從另一方麵看，他不可有妄自尊大心，不可執我，不可任私心成見支配。總之，他自視不宜太小，卻又不宜太大，難處就在調劑安排，恰到好處。
自己不易對付，因為不容易認識，正如有力不能自舉，有目不能自視。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們對於自己是天生成的當局者而不是旁觀者，我們自囿於“我”的小圈子，不能跳開“我”來看世界、來看“我”，沒有透視所必需的距離，不能取正確觀照所必需的冷靜的客觀態度，也就生成地要執迷，認不清自己，隻任私心、成見、虛榮、幻覺種種勢力支配，把自己的真實麵目弄得完全顛倒錯亂。我們像蠶一樣，作繭自縛，而這繭就是自己對於自己所錯認出來的幻相。真正有自知之明的人實在不多見。“知人則哲”，自知或許是哲以上的事。“知道你自己”一句古訓所以被稱為希臘人最高智慧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