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永亮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原籍太原，後遷居下邽（今陝西渭南），生於新鄭（今河南新鄭縣）。十一二歲時，因避戰亂而遷居越中，後又往徐州、襄陽等地，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貞元十六年（800）進士及第，三年後中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為應製舉，他與元稹閉戶累月，研討其時社會政治各種問題，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條目與白居易日後的政治態度和詩歌見解都有關聯。是年，製科入等，授盩厔尉，次年為翰林學士。
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拾遺、充翰林學士。在這一時期，白居易以極高的參政熱情，“有闕必規，有違必諫”（《初授拾遺獻書》），屢次上書，指陳時政，倡言蠲租稅、絕進奉、放宮女、抑宦官，在帝前麵折廷諍。與此同時，他還創作了《秦中吟》、《新樂府》等大量諷諭詩，鋒芒所向，權豪貴近為之色變。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戶曹參軍，仍充翰林學士。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冬，因母喪而回鄉守製。生活環境的改變，使白居易有餘暇對往昔的作為和整個人生進行認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著的佛、道思想逐漸占了上風，對政治的熱情開始減退。所謂“直道速我尤，詭遇非吾誌。胸中十年內，消盡浩然氣”（《適意二首》其二）。正可看作他心理變化的佐證。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讚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盜殺而第一個上書請急捕賊，結果被加上越職言事以及一些莫須有的罪名，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馬。這次被貶，對白居易內心的震動是不可言喻的。他以切膚之痛去重新審視險惡至極的政治鬥爭，決計急流勇退，避禍遠害，走“獨善其身”的道路。這一年，他寫下了著名的《與元九書》，明確、係統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學和詩歌主張。
元和十三年底，白居易遷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穆宗繼位後，被召回朝，先後任主客郎中、知製誥、中書舍人。長慶二年（822），出刺杭州，此後又曆任蘇州刺史、秘書監、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武宗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閑居洛陽履道裏，自號“醉吟先生”、“香山居士”。會昌六年（846），年七十五卒。有《白氏長慶集》，存詩二千八百餘首。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注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誌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誌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諭，所以他主張：“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