擂炸藥走過來把陳天培的徒弟娃撇到邊上，奪過鐵錘跟陳天培打起鐵來。兩個人合著節拍你一錘我一錘，鐵漸漸變黑、漸漸成型。他們一邊甩膀子一邊唱：“七妹兒坐的山又高，莫得菜吃掰櫳苞；櫳苞刺紮到□（此處省去一字）心心，叫我咋個不心焦？”他們完全唱的是方言和地方音，我自然聽得懂。七八年進城讀書，在縣文化館編印的山歌集裏讀到過歌詞，但都已是過濾過的了。有幾次代替擂炸藥的是一位姓李的成都知青，他奪了陳天培徒弟娃的鐵錘跟陳天培打鐵，邊打邊問陳天培要草藥。開始是“隔山翹”，後來是夏枯草。成都知青穿勞動布小管褲，唱“楊子榮有條件把這副擔子挑，出身雇農本質好”。
有人來取件，或者來買把斧頭什麼的，陳天培就叫他們稍等。他一定要把下數打夠。菜刀好多下，鐮刀好多下，小斧子好多下，開山斧好多下，他心裏都有數。多數人都是拿了家裏的刀刀錨錨來加鋼火的。加鋼火是個手藝活。刀刀錨錨用久了，退火了，起缺了，加點鋼在口子上，就又鋒利了。把舊鐵新鋼燒紅，揉在一起，隻需要溫度和捶打——就是我們常說的鍛煉。一盆水放在旁邊，鍛煉到恰好，迅速地或一點點地把鐵器放進水中。迅速是迅速的響聲，一點點是一點點的響聲。有尖叫，有歎息。
初春的拖拉機站有幾分淒清，特別是綿綿春雨過後，拖拉機熄火過後。從鐵匠鋪的木窗看出來，可以清楚地看見在從椒園子到桂香樓的土路上柳樹發的新芽。柳樹顯得淒清，路上的行人也顯得淒清。空氣中有一種靜默的冷調子的東西在傳播，像微風又不是微風。拖拉機站外麵梯田裏的油菜花次第開了，層層疊疊，春雨沾在上麵，也是淒清的，但我能看見它們潛藏的熱烈，在從根部到花莖的所有路段。油菜花讓我聯想到我們自己的熱烈，它們也總是在從心髒到眼睛的途中。
某一個早晨，我走拖拉機站路過，在拖拉機站門外留連。拖拉機站的鐵門還關著，一個人都沒來。我被拖拉機站的泥院壩深深地吸引：沒有車轍，沒有腳印，除了平靜的水窪，就是瓷實、光潔的泥土。我迷戀雨後泥院壩的光潔，它覆蓋了我記憶中太多的泥濘與肮髒。它凸顯在早晨陰天均勻、寧靜的光線裏，讓我想起我從未見過的卻又是注定要抵達的那些碼頭。還有那些水窪，它們平靜到極致的樣子為我呈現了時光本身。三十年裏，我的心境一直在試著吻合那些水窪。它們是脫離油菜花的黃蜂的大海。
陳天培第一個來，一腳的泥巴，頭天的油汙依舊在鼻腰上。“路上好溜。”陳天培沒有鐵門鑰匙，隻好站在門外等，等得不耐煩了，就跳到田埂上扯了上年的枯草揩鞋幫上的泥。這個早晨，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人來，不希望有人來打開鐵門，走進去，更不希望有人把拖拉機開進去或開出來。我不希望那些泥地和水窪遭到破壞。不希望有人碰落大門鐵鎖上細碎的水滴。
然而我的希望是脆弱的。拖拉機站的會計王心智來了，他有鑰匙，他卡嚓開了鎖，碰落了鎖上的水滴，哐啷開了門，把一串醜陋的腳印印在了光潔的泥地上。陳天培也進去了，他的四十三碼的解放牌膠鞋的鞋印無比的醜陋。水窪失去了平靜，空氣裏也生出窟窿。我靠著鐵門，使勁地咬了一口自己的手指。擂炸藥來了，把開了一半的鐵門全打開，後麵跟著一輛滿載炸藥和導火繩的“東方紅”拖拉機。
一定有過五月的七裏香爬上桂香樓的事件發生。那時油菜花已經凋落，春陽有了初夏的熱烈，樓坎底下的麥子已經收漿，闖關的煙土販子被當場擊斃。七裏香潔白，或者粉紅，但都不為樓上的人注意。就是有人聞到香，也分辨不出。很多時候，五月的七裏香隻當九月的狗兒望。桂香樓是青樓，但不是紙醉金迷、歌舞升平的青樓，它沒有電，沒有更多的客房和客人，隻是在晚間才有搖曳的燈影和低低的私語。1927，或者1939。截至1949。像一個被抽取意義轉化為虛詞的實詞，桂香樓僅僅存在於那些從桂香樓過來的人的記憶中，或者像我一樣胡思亂想的後來者的大腦皮層裏。有好大一麵是暗影。不是沒在暗影裏的亭台樓閣，是暗影本身。隻有太陽落山的瞬間，夕陽從六重山照過來塗抹在桂香樓的格子窗和小青瓦上，桂香樓才是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