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文學的名義“邀佛說法”（自序）
大足是我的故鄉。
故鄉，不止是一個人的出生地，它更是一個人的精神家園，和血脈流淌的源頭。一個人離開故鄉越久遠，思念就會越切。
我出生的確切地理位置，是大足區寶頂鎮東嶽村五組（撤鄉並鎮以前，叫化龍鄉大石村五組）。從這一地理坐標可以看出，我的老家與寶頂山石刻毗鄰。寶頂山是大足石刻中規模最宏大、造像最集中的地方。
所謂“大足石刻”，是指大足區境內，以寶頂山、北山、南山、石門山、石篆山為代表性的摩崖造像的總稱，共有石像五萬餘尊，故大足素有“石刻之鄉”的美譽。
大足石刻開創於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655年），曆經五代、宋、元、明、清，前後綿延1200多年。是繼敦煌、雲崗、龍門早中期石窟藝術以後，崛起於南方的摩崖造像群。其造像內容豐富，題材廣泛，思想深邃，藝術精湛，是一幅記載自唐代以來的社會、文化、曆史的巨型長卷，更是研究從唐朝自清代哲學、宗教、美術等的重要寶庫，堪稱我國石窟藝術史上輝煌、燦爛的華章。
大足石刻的主要特征，是宗教的人性化和世俗化。這種使宗教從天國邁向人間的傾向，又集中反映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充分體現了當時宗教信仰的兼收並蓄。
主持雕鑿寶頂山石刻的僧人是趙智鳳，又名智宗，大足米糧鄉人，生於南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他自幼家境貧寒，卻恪守孝道。一次，其母身患重病，他四處尋醫問藥，嚐盡人情冷暖，後在古佛岩師醫治下，才使母親病愈。十六歲那年，趙智鳳削發為僧，去成都求道，後雲遊至大輪院，被柳本尊事跡所感動，拜其為師，決心弘揚大乘佛法。三年後，他回歸桑梓，將出家之地古佛岩，改建成聖壽寺後，又曆時七十年，靠募化集資開山造像，終於完成寶頂山大佛灣密宗道場。
照理，一個人傾其畢生精力，忍饑受寒，與滄桑頑石為伴，日月朔風為友，榛莽荊棘為鄰，帶領一幫誌同道合的工匠，用鐵錘和鏨子在崖壁上敲打出如此壯麗恢弘的藝術瑰寶；他的豐功偉績，應該鑿於石壁，與佛像一起彪炳史冊，光耀千秋。但在寶頂山的石刻雕像群中，卻並未留下關於趙智鳳的詳盡事跡。
這不得不令人深思和敬佩！
但曆史到底還是公平的，1999年12月，大足石刻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審議通過，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從此，大足石刻蜚聲中外，為世界所矚目。趙智鳳——這個苦心孤詣修行、傳法的僧人，在圓寂千百年後，終究還是跟他主持雕刻的那些佛像一道，從沉睡的曆史長河中複活，被全世界的人記住並稱頌。
這或許是“佛陀”對他的考驗和眷顧。
但仔細想想，這些榮譽的光環，與趙智鳳又有什麼關係呢？問道者隻求於道，就像那些佇立崖壁千年的佛像，任憑春秋幾度，桑田滄海，依舊巋然不動，觀世間萬象，以佛陀的慈悲金針度人，解眾生之苦。
記得小時候，每逢趕集日，母親便要領著我，去寶頂山趕集。當行至大佛灣頂端時，我就會靠著石欄杆朝下張望。雖然隻能看到部分佛像，但那些身著彩繪，麵相莊嚴的菩薩，卻使我感到好奇。這時，母親準會牽著我的手說，跟菩薩作個揖吧，他們會保佑你健康成長的。於是，我便隔著距離，雙手合十，朝著佛像參拜。母親也雙手抱拳，跟著作揖，口中念念有詞。從那時起，我的心中便充滿了對菩薩的敬畏。
莫不是今生注定與佛有緣。
2005年，一次偶然的機會，一個朋友找到我，請我寫一篇反映大足石刻保護工作者的文章，那是我第一次拿起筆，以文字的形式走進大足石刻。其時，我還在一所中學裏做語文教師。後來，就是因為這篇文章，我被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招去，任辦公室文秘工作。從此，我得以全麵、係統地認識大足石刻，被它那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所折服，並漸漸地對宗教產生了興趣。再後來，同樣因為機緣所致，我又離開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去重慶市作家協會主辦的《紅岩》雜誌社，從事文學編輯工作，也自此離開了生我養我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