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後，我國史學界幾乎存在著一個禁區，即“我國古代曆史分期，將殷商劃分為奴隸社會，眾議僉同。換言之，中國民族曆史必然經曆過奴隸社會，好像已成了定案，甚至成為禁區，使人望而生畏，噤若寒蟬，無人敢持異議”。針對這個重大史學問題，黃現璠自30年代留學日本時常與郭沫若討論。當時，他與郭氏觀點一致，即認為“凡是對人身完全占有的可以生殺予奪的即為奴隸社會，對人身半占有，即隻占有勞動力不可任意殺戮的為封建社會”後經過深入研究，他改變了自己過去的觀點，認為奴隸製與奴隸社會存在區別，奴隸製並不代表奴隸社會。認識到劃分社會性質的標準從生產關係著手更易明確，而不是過去所主張的從勞動力著手。50年代，他常在赴北京開會之時就此問題與郭沫若商討，但郭氏的主張已成為史學界公認的權威觀點，無人敢持異議。
1979年在黨中央號召思想解放，提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精神鼓舞下，他將對此問題30年研究所獲和深思熟慮，撰寫成文，三易其稿，經過諸多曲折，終於在《廣西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第2、3期得以連載。
1981年5月，在《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上，經史學家田居儉整理，予以摘介。在此鼓舞下，同年10月，他完成《中國曆史沒有奴隸社會》的編著。他認為我國古代根本沒有奴隸社會，提出了漢族曆史應重新分期的新主張，他認為漢族曆史分期是這樣的：古代——原始共產社會；殷至戰國——領主封建社會（殷商為領主封建社會雛形，周代為領主封建社會典型，春秋、戰國為領主封建社會解體）；秦、漢至鴉片戰爭——地主封建社會（其中分若幹階段再說）。漢族如此，少數民族也是如此。他認為我國境內的少數民族，絕大多數也都沒有經過奴隸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