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弗洛伊德
一個文明人與周圍的朋友和睦相處時，是不會把朋友與死亡聯係起來的。除非他是一個以同死亡打交道為職業的醫生、律師或者類似的人。如果他人之死會給自己帶來自由、金錢、地位方麵的好處，文明人更會避免這一話題。當然，我們對死亡的這種敏感仍無力捉住死神之手。當死神之手落下之時，我們在感情上會受到震動，仿佛我們完全被打垮了。於是，死亡的特殊理由——事故、疾病、感染、衰老，漸漸升為主要位置。這種習慣暴露了我們修正死的含義的努力，將必然性修改為偶然性。一起事故同時奪去了許多人的生命的信息令我們更不安。我們對死者采取了一種特殊態度，就像是向某個完成了特別困難任務的人表達敬意一樣。我們對死者的評價往往也是揚長避短，隱惡揚善。因而，無論在悼詞中還是在墓碑上，隻寫下對懷念者有利的話語，這似乎也是想當然的。死者已不需什麼尊敬，但在我們看來，對死者的尊敬比對真理的崇敬更為可貴，即使生者也不及。
文明人這種勿以為常的對死的態度在自己的家人、愛人、親戚、朋友——死去的時候，達到了高潮。此時，我們往往痛不欲生，我們的一切希望、自尊、快樂都隨著死者進入了墳墓，任何事情都不能給我們以安慰，任何東西都不能彌補愛人之死給我們造成的損失。這種行為表明，我們似乎也像古老的部落人一樣，心愛的人死去，自己也必須跟著死去。
對待死亡的不同方式和心情直接關係著我們的生活質量。如果我們不能在生活的遊戲之中，對生活孤注一擲，生活就會顯得貧乏、毫無意義，平淡而膚淺。這正像熱戀中的一對美國人，從一開始雙方就知道，一切都會十分順暢。這樣的方式與歐洲大陸式的談情說愛剛好形成對照。一對男女在確定戀愛關係之前必須考慮這之後的職責和任務。我們易於受到感情的束縛，人死之後，往往悲痛欲絕。這使我們不願意想到自己會有危險，也不願設想同自己有關的人會遭到什麼不幸。我們不敢從事諸如在空中飛行、遠征到他國、實驗爆炸物等等帶有危險性的工作。我們不敢設想自己會遭到不幸，因為，如果災難降臨，誰能彌補母親失去兒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親這樣重大的損失？總之，我們寧願受傷或遇到其他損害也絕不願想到死亡，當然為了逃避死亡，我們也同時逃避了其他一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