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西安事變與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關係問題，1936年12月19日，《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任務的指示》中指出：“這一發動，是中國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國民黨中的實力派之一部，不滿意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並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因此，這次發動是為了要抗日救國而產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統一戰線去推動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開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二)，83—84頁。同年12月27日，《中央關於蔣介石釋放後的指示》中又指出：“蔣介石接受抗日主張及其被釋放，是全國結束內戰、一致抗日之新階段的開始。”《西安事變簡史》，104頁。1937年2月15日，《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意義及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宣傳解釋大綱》中還指出，西安事變有兩種前途：一是國內戰爭，結果分裂中國，便利於日本之侵略與漢奸之賣國；一是國內和平，結果團結中國，便利於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與對日抗戰之實現。中央采取一貫的和平方針，避免了戰爭危險，基本上建立了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黨中央的這些論斷是完全正確的。楊虎城在西安事變爆發後接見《倫敦每日先驅報》記者貝特蘭和史沫特萊時，曾講過下麵一段話。當兩名記者問到“你們標語上說的‘統一戰線’是什麼意思呢？”時，楊回答說：“抗擊日本的侵略已成為團結全國人民的意誌。我們認為麵對國家的存亡絕續，一切黨派的利益都是次要的。所有的人都必須團結在抗日的旗幟下，組成一個全國的抗日陣線。這並不是口號、而是在中國可以實現的，就像今天在西安正在實現的那樣。”高西蓮：《〈西安事變與國際友人〉報告會概述之二》，見陝西省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編《學術動態》1987年第2期第8頁。關於這個問題，張治中也講得很深刻。他指出：“一九三六年冬，西安事變以突發的姿態出現，同時也以意想不到的結果收場。誰都知道，蔣之所以能夠安然回到南京，與中共當時的決策有重大關係。因為中共當時鑒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日迫，大敵當前，內部不容分裂，為了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所以力勸張學良、楊虎城放蔣回去。在今天看，這一著實是中共偉大英明的決策，也是以後中共步步勝利的重要關鍵之一。”又說：“這次事變，是國內情勢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因為它促進了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完成。”張治中：《我與共產黨》，1版，第7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曆史的結論也正是如此。當然，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的曆史意義，決不僅僅是促進了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完成，而且有力地促進了國際反法西斯陣線的完成，特別是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一個最沉重的打擊。
推動了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
1935年11月至1936年8月，中國共產黨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曾經和國民黨的代表進行接觸，談判過國共合作抗日的問題。不過，在當時的條件下，國民黨蔣介石對談判的想法，不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而是想把共產黨當投誠看待，以收編全部紅軍。1936年5月初的一天，陳立夫提出國共兩黨談判的四條中，前兩條就是：(一)K(代表國民黨)方歡迎C(代表共產黨)的武裝部隊參加對日作戰，但須加以改編。(二)C方武裝部隊改編後，與中央軍同等待遇。諶小岑：《西安事變前國共兩黨談判的片斷回憶》，見《黨史研究資料》第3集，第575頁，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直到西安事變前，國民黨蔣介石都沒有改變這個想法。因而，兩黨談判也就沒有結果。
然而，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卻曆史地為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礎。關於這個問題，毛澤東是這樣闡述的：“直至西安事變發生，在1936年年底，中國共產黨的全權代表才同國民黨的主要負責人取得了在當時政治上的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即是兩黨停止內戰，並實現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這是中國曆史上的一件大事，從此建立了兩黨重新合作的一個必要的前提。”毛澤東：《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1937年9月29日)，見《毛澤東選集》，合訂一卷本，第1版，351—35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中國共產黨中央為了實現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前夜，即1937年2月10日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要求國民黨向共產黨保證：(1)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2)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4)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電文還表示，如果國民黨能夠確定此國策，中國共產黨願給貴黨以如下之保證：(1)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黨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2)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中央南京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3)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製度；(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曆史已經證明，這是中國共產黨采取的一個重要的政治步驟。2月22日，蔣介石在三中全會上發言，承認在一定的條件下開放言論自由，釋放政治犯，集中人才等。會後，即密令所屬，以後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於是，國共兩黨為重新合作又邁出了重要一步。
1937年2月，國共兩黨的代表在西安正式開始了談判。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以後，周恩來等代表中共中央同國民黨的代表及蔣介石又進行了多次談判。但都沒有達成全麵協議。而蔣介石甚至居然提出了“請毛先生、朱先生出洋”的意見。這說明對國民黨蔣介石還要繼續進行說理鬥爭。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感到不能苟安了。這時，中共中央立即通電全國：號召全國同胞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號召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7月15日，中共代表團在廬山向國民黨提交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7月17日，蔣介石表示承認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合法地位。8月22日，蔣介石宣布將西北主力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22日，中央社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和團結救國的必要。蔣介石說：“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今日凡為中國國民，但能信守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鹹使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隻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自無不開誠接納。鹹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張治中：《我與共產黨》，1版，9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對此，毛澤東曾經評論說：“蔣氏的談話，承認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團結救國的必要，這是很好的；但是還沒有拋棄國民黨的自大精神，還沒有必要的自我批評，這是我們所不能滿意的。但是不論如何，兩黨的統一戰線是宣告成立了。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毛澤東：《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1937年9月29日)，見《毛澤東選集》，合訂一卷本，352—353頁。9月25日，張聞天、毛澤東在致周恩來的電中，還說：(1)我們宣言及蔣談話宣布了統一戰線的、成功，建立了兩黨團結救國的必要基礎。(2)這個宣言不但將成為兩黨團結的方針，而且將成為全國國民大團結的根本方針，中華民族之複興，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將於今後的兩黨團結與全國團結得到基礎。曆史早已證明，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有力地推動了國共兩黨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重新合作， 使中國民族解放事業呈現出一個光輝燦爛的前程。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在回顧這個重大曆史事件時，再一次極其深刻地寫道：“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以及我們黨促成的這次事變的和平解決，對推動國共再次合作、團結抗日，起了重大的曆史作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1版，79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這就是結論。
1987年9月18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