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與斯大林依靠蔣介石有關。眾所周知，共產國際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是支持蔣介石的，特別是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後，由於蔣介石主動采取了調整中蘇關係的一些做法，斯大林就認為蔣介石還是支持蘇聯政府的。當時，蘇聯政府也急需調整一下對華政策，希望有個統一的中國政府來抑製日本的侵略。於是，由王明起草，經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同意的在“八一宣言”中被列入“賣國賊”的蔣介石，又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蔣介石提出中國需要軍事裝備，斯大林答應給。蔣介石提出希望能夠說服中國共產黨改變其對中央政府之態度，要求中國共產黨服從他的領導，斯大林答應辦。蔣介石提出希望蘇聯能促成他統一中國的事業，斯大林也答應辦。因此，當張學良、楊虎城把蔣介石抓起來的時候，他是很不滿意的。尤其是何應欽等人提出召見蘇聯駐南京代辦，“以告西安之事，外傳與共黨有關，如蔣介石發生危險，則全國之憤慨，將由中共而推蘇聯，將迫使我與日本共同抗蘇”的意見之後，斯大林為了避免中國發生大的內戰，不使日本侵略者把中國變成進攻蘇聯的戰略基地，就必須支持蔣介石。於是，他指責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的“兵諫”是“冒險搞軍事陰謀”，這樣做在“客觀上隻能有損於中國人民抗日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並鼓勵日本侵略者”。
其次，與王明支持蔣介石有關。西安事變前，王明是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斯大林信任他，季米特洛夫和他的關係也好。1935年8月，王明就放棄了以中國工農紅軍為主體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提出“聯蔣抗日”的方針。11月提出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1936年初，蔣介石還特意派人與王明接頭，並向王明表示：蔣介石看過他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和他關於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文章之後，十分讚賞，並決定與中國共產黨開始談判。王明提出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的主張，實際上和斯大林依靠蔣介石的主張是 一致的。因此，共產國際對西安事變的態度，不能不考慮當時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的態度。事實上，從1936年5月起，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就斷然停止了“反蔣”宣傳。
再次，與共產國際領導人用舊的眼光看待已經變化著曆史人物有關。眾所周知，西安事變的組織者和發動者張學良將軍，早在1929年5月底曾奉命派東北軍沿蘇聯國境作過布防。7月10日，他又奉命以武力手段奪占了中蘇共管的中東鐵路，驅逐任職的蘇方人員，致使中蘇兩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同年10月，張學良又奉命將東北軍8萬餘人開赴綏芬河，發動了對蘇聯的進攻。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張學良奉命在東北對日本侵略者執行了不抵抗的誤國政策。因此，由王明起草，經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同意的“八一宣言”，把張學良稱為“賣國賊”。接著，他又奉命率領東北軍開往西北，擔任國民黨西北“剿共”副司令。對於這樣的人，盡管目下與紅軍建立了“三位一體”的合作關係，但是，他能不能真正抗日，以他為主發動的西安事變會不會有利於中國人民的抗日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及其中蘇關係，共產國際的領導人是有疑慮的。因此，對他突然發動的西安事變一開始就打上了“張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的印記，認為他在此時此刻“抓蔣介石是適應日本的要求”而幹的。甚至在蔣介石被放以後，《國際通訊》還說：“叛徒張學良在陝西的叛亂已經可恥地結束了。這是導致破壞中國人民團結的日本陰謀的真正失敗。”然而，曆史的公允的結論是：張學良是千古功臣，是民族英雄。
正是由於以上幾個主要原因，共產國際聽不進去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革命性的報告，采取了不支持的錯誤態度。曆史證明，對於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共中央的處理是正確的。當然，我們說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在判斷西安事變問題上是完全錯誤的，但這絕不否認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的政策的確定與發展上，給了中央以極大的幫助。
資料來源
①中共中央統戰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冊，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
②周恩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周恩來選集》下卷，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③米暫沉著：《楊虎城傳》，1版，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79.
④汪鋒：《統一戰線政策的偉大勝利——紀念毛主席誕辰八十五周年》一文，1978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
⑤李新：《西安事變初探》一文，《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
⑥孔祥熙：《西安事變回憶錄》，見《黨史資料通訊》1982年第11期。
⑦丁雍年：《關於我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方針問題》一文，載《黨史研究資料》第4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⑧何步蘭：《共產國際及蘇聯與西安事變》一文，《人文雜誌》1986年第6期。
⑨西安事變研究會資料室編：《西安事變電文選》，第1版，陝西，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中共中央書記處：《六大以來》上冊，1版，89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原載西安市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
1987年12月編《西安事變與統一戰線》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