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譜，在戲劇舞台上，主要作用是誇張，惟恐你看不見和看不清，惟恐不能充分完全地表達出人物性格。而在人生看台上，尤其在文人的假麵舞會上，則絕對相反，主要作用卻是在掩飾。生怕你看清看透，生怕你從臉部表情窺見其內心。
臉譜曾經在中國舞台上風行一千多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新興的現代戲劇藝術更崇尚真實自然，臉譜遂成為傳統，成為琉璃廠賣給外國遊客的工藝品，逐漸衰弱，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遺憾。我想，古老藝術的沒落，很大程度上與工業社會的飛速進步有關，定型化、模式化的臉譜表現手段，已不能反映紛繁萬象的現代生活，和複雜多變的人類思維過程。
古代藝術家根據自己的觀察，將人類的麵部表情定型下來，成為京劇和戲曲的臉譜。這些臉譜反映農耕社會中的古人，忠賢奸愚，一目了然，美醜善惡，大致可辨，基本上是那個時代的人物寫照。“五四”以後的藝術家，便沒有這份好運氣了，今人的臉，連造物主都望洋興歎，把握不住，簡直如萬花筒那般，變幻莫測，不知深淺，撲朔迷離，瞬息萬變，拿起一支筆，在臉上便無從下手。有時候，你會啼笑皆非地發現，畫猛虎，為走狗，畫魔鬼，成天使，畫的是西門慶，出來了柳下惠，畫一個王八蛋，竟是位救世主，嗚呼，一張無所適從的臉，哪裏還有個譜呢！
應該說，一個人生活在大千世界之中，隻有一張臉，確實是不行的。
在人類社會中，隻有植物人的臉部表情，才永遠不變，才永遠那副似死又活，似活又死的麵孔，如果我們看到的，全是一張張這樣的臉，那是相當恐怖的事情。正常人惟其能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場合，與不同的對象交流時，同一張臉上出現不同的變化，這世界才顯得豐富、複雜、多樣，而有生氣。
但是，臉部表情有變化，是好的，變得太多太快，以致照相機的快門都跟不上，那就不好了。尤其“自傅粉墨”，將真實的、本來的麵孔隱藏起來，則更令人望而生畏。生活在文人這個圈子裏的吾等芸芸眾生，有時，你當真覺得像是參加了一場假麵舞會，有一種目迷五色的錯失感。
於是，我想起法國的都德，他所遭遇的一張揣摸不透的臉。他是寫名篇《最後一課》的，與莫泊桑同為《蒲塘夜話》一個創作集體中的法國作家。1942年太平洋戰爭快要爆發前夕，那時已成“孤島”的上海，學校老師讓學生閱讀這篇作品的時候，是如何燃起我們小孩子的愛國之心。我記住了這位作家，因為我在國家生死存亡的時刻，讀過他的作品，是那樣震撼了我。
他是一個好客的法國作家，俄國作家屠格涅夫，訪問巴黎的時候，曾經是他家的座上客。他們一家人，包括他太太和孩子，都很喜歡屠格涅夫，甚至親切地稱呼為“米加”或者“渥洛卡”什麼的。那時的俄國人，特別是貴族，以說法語為榮——在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開頭幾章裏，你可以一睹莫斯科客廳裏的法語時尚——所以，以吃法式大餐為榮，以穿戴法國衣飾為榮，以時不時地能在巴黎香榭麗舍大街散步為榮。屠格涅夫當然與時下口袋裏揣著綠卡的某些中國文人的崇洋媚外，不盡相同，但他喜歡巴黎，喜歡都德和他的一家人，那張臉，是這樣寫著的。
都德把他家的門向這個俄國人打開。作家屠格涅夫也相當敬重這個法國同行，不是文學的緣故，兩個人不可能坐到一張桌子上來，他們互相表示對於對方文學成就的欽敬之意。都德說過：“小時候的我，簡直是一架靈敏的感覺機器……就像我身上到處開著洞，以利於外麵的東西可以進去。”屠格涅夫也認為：“準確有力地表現真實，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這真實同他個人的喜愛並不符合。”這兩位現實主義大師，觀點如此接近而又相似，於是，一次又一次地擁抱、親吻，一杯又一杯地斟酒、幹杯。
屠格涅夫後來便常在巴黎了，成了都德一家人的好朋友。都德也為自己家裏，有這樣一位俄國作家而高興，還在他的隨筆《巴黎三十年》裏，講述了他與屠格涅夫的真摯友情和互相傾慕的文字交。後來，屠格涅夫死後，都德無意中，發現屠格涅夫對他文學評價極低，說他是“我們同業中最低能的一個”，於是感到很傷心，那是一張多麼真摯誠實的麵孔啊！
屠格涅夫是偉大的俄國作家，但他的性格，與托爾斯泰差點鬧到要決鬥；他的脾氣，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岡察洛夫、赫爾岑相繼絕交；他的多變，又一個一個地跟這些文學巨人恢複友誼，握手言歡，接著，一言不合，繼續決裂。其種種行止，也實在令人不敢恭維。
要是那位法國人，了解到俄國人這張誰也說不準的臉譜，也許關起門來，自飲自酌，那快樂恐怕並不比假麵舞會差到哪裏去的。
不過，我們值得額手稱慶的，就是川劇的“變臉”藝術，仍處於知識產權保護階段，尚未到人人都可以拜師求藝的程度。如果哪一天，大家都掌握了頃刻之間紅臉、黑臉、青臉、鬼臉地翻來變去，那文人的假麵舞會，就該比京劇多譜同台的《十八羅漢收大鵬》，還要熱鬧幾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