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過頭去看明末清初的這一場民族危機，衣冠所係的江南士子，堅決反抗者有之，勉強合作者也有之，既不反抗，也不合作的逃避者則更有之，大體上表現得都很出色。或遁入深山，埋首經史，或閉門索居，潛心學問，或跌宕江湖，放浪形骸；即使忍辱負重，虛與委蛇者，其終極目標，也還是回歸故裏，追求文學。正是這種專心致誌，別無旁騖的努力，才有鍾靈毓秀的文化江南，才有與陳子龍、夏完淳相先後的一大批出類拔萃的文人湧現。
諸如常熟的錢謙益（1580—1664）、吳縣的李玉（1591—1671）、海寧的談遷（1593—1656）、紹興的張岱（1597—？）、諸暨的陳洪綬（1598—1652）、海寧的查繼佐（1601—1676）、宜興的陳貞慧（1604—1656）、蘇州的金聖歎（1608—1661）、太倉的吳偉業（1609—1671）、餘姚的黃宗羲（1610—1695）、如皋的李漁（1611—1679）和冒襄（1611—1693）、昆山的歸莊（1613—1673）和顧炎武（1613—1682）……，在這動蕩不安的年代，在這長江三角洲一帶，紛紛展現出非凡才華，這決非上帝的慷慨，而是時代的賜予了。
看起來，大時代出大作家，平庸的時代出平庸的作家，戰鬥的年代出戰鬥的作家，那麼，墮落的時代，自然也就隻能出墮落的作家。也許文學這東西，生於憂患，死於佚樂？太快樂，活得太自在，一天到晚，忙於數鈔票，摟美人，一年到頭，忙於抖烏紗，乘駿馬，即使才高八鬥，學富五車的大師，屁股粘不住座椅，大概也就寫不出什麼精彩的作品。
所以，曆史上那些承平日久，享樂成風，人心浮靡，競逐奢華的朝代，幾乎不出文學大師。惟一的例外，明代嘉靖、萬曆年間，蹦出一部《金瓶梅》來，似是偶然，某種程度上也是必然，因為在中國文學史上，誰也比不上明代中葉以後的文人，所擁有的狎妓放蕩、青樓縱淫、金蓮伴酒、纏綿性病的風流了。
性文學從來就是性放縱的副產品。
你能指望吃花酒，打茶圍，熱衷尋花問柳，精通房中之術的文人學士，寫出多麼有分量的作品麼？同樣，你能要求看毛片，點小姐，耽溺褲襠文學，言必臍下三寸的當代才子，寫出具有憂患意識的不朽篇章麼？由於太快活而帶來的文學衰勢，也真是令人無可奈何。
因此，談到中國文學的發展，某個時期，物欲的腐蝕，對於文人創作的扼殺作用，遠勝於政治上的高壓統治。後者如梳，再嚴密的意識形態控製，也會有縫隙；前者如篦，無孔不入，無懈可擊，無處可躲，無計可施，隻好對趙公元帥俯首聽命。所以，文網密織、動輒獲咎的康雍乾三朝，仍有一部《紅樓夢》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仍有一位魯迅先生在；在故國黍離、社稷崩摧的明末清初，江南一帶仍有群星璀璨的文學局麵在，就是這個道理了。“人，是需要一點精神的。”毛澤東的這句名言，是說物質貧乏的時候，需要精神，其實，物質富裕，同樣也需要精神。
正是這種精神，被清人沈德潛、周準褒譽為“十五從軍，十七授命，生為才人，死為鬼雄，詩格亦高古無匹”的夏完淳，在塘河一處河汊的蘆葦蕩裏，凝視黑暗的遠方，努力諦聽著槳聲櫓音，摩拳擦掌，準備營救他的恩師。
稍後，這個年輕人，也被清廷逮捕押往南京，處死之前，他在獄中與其嶽父的一席談話驚天動地：“當日者，公與督師陳公子龍及完淳三人，同時歃血，上啟國主，為江南舉義之倡，江南人莫不踴躍。今與公慷慨同死，以見陳公於地下，豈不亦奇偉大丈夫乎哉！”從這篇絕命辭中，可見他對於陳子龍的忠忱，他如果不率部埋伏，伺機劫船，倒是不可思議了。因為，無論陳，還是夏，他們都是不易降服，不肯認輸的硬骨頭。絕不能以我們常見的那些鼻涕蟲來衡量的。
通常情況下，就多數文人而言，在板子還未揮舞之前，骨頭就先酥軟得像大麻花。“文革”期間，對知識分子常用“打倒”的說法，其實沒有一個是被人打倒的，都是不打自倒，還未動手，早嚇出尿來，濕褲子一大攤了。
不過，也有個別的，不聽邪的，軟硬不吃的，死活不買賬的，頂讓“打倒者”頭疼的硬骨頭。在古人中，或許比例還要高一點。因此，如陳子龍這樣的勇敢者，很難想象如《明史》所寫的那樣輕鬆，一個要犯會由他從容“乘間投水死”？那自然是屁話了。
應該是一場絕望的夜戰，一場劫法場的混戰，一場明顯是寡不敵眾的殊死戰，一場以為打它個措手不及，誰知早有防備的交手戰。手起刀落，血肉橫飛，船頭船尾，廝殺不已。從船艙裏縱身而出的陳子龍，手鐐腳銬，在艙板上走不脫，逃不掉，隻好以頭顱和身體參與戰鬥。在血光刀影中，那兩個戈什哈，終於明白自己的使命，為了剛坐穩的大清王朝，寧可與虎同死，也不能放虎歸山。於是，奔上去，扭抱住這個碩偉的、壯實的、咆哮著的、威武無比的陳子龍，跳進塘河。
我想陳在落水之前，會對夏完淳大叫一聲“撤”的，然而，撲通一聲，這位晚明詩壇的終結者，也不知他的弟子會不會聽到，一邊掙紮著，一邊沉沒著，手腳捆住的他，最終，飲恨而亡。
從此，這一河碧水，便與這位文人殉國者的英名同在。
我想，陳子龍，這位如同出鞘並刀，鋒芒銳利，永不卷刃，無畏無懼，擎天托地的文人，對於需要一點精神的中國文壇而言，這個名字，是應該牢牢記住的。
看來，他拙於炒作，默守古風，埋頭寫作，不事推銷，是可以肯定的了。也許，他還保持著中國文人的那一點最可貴的清高品質；也許，他還相信“桃李無言，下自成蹊”的無須張揚的做人準則；也許，他對商品經濟的運作過程相當陌生，沒有強烈的拜金主義；也許，他隻想當文學家，而不想當文學活動家，懶得去張羅那些外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