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竟沒有估計到，你過去鈐製他的壓力愈大，他後來反彈你的抗力也愈高。一旦得手，不狠狠地往死裏收拾才怪？《實錄》說張“威權震主，禍蔭驂乘”，海瑞說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都有為他惋惜之意，認為他這樣具有高智商的政治家，應該懂得最起碼的機變韜晦之道。人走茶涼，當是不可避免，但死無葬身之地，險幾拋屍棄骨，就得怪張居正太相信自己的強，而太藐視別人的弱。
強人會弱，弱人會強，這也是大多數強人得意時常常失算的一點。
張居正的全部不幸，是碰上了不成器的萬曆，這個精神忭急，性格偏執，缺乏自律能力，心理素質不算健全的青年人，做好事，未必能做好，做壞事，卻絕對能做壞。諸葛亮比他幸運，雖然阿鬥同樣不成器，但後主懦弱，始終不敢對相父說不。張居正輔佐的朱翊鈞，卻是一個翻臉不認賬的小人。你在，我怕你，你不在了，我還用怕你？再說，馮保給外放了，太後也交權了。一拍禦案，統統都是張居正的錯，又能奈我何？
魯迅與曹聚仁的通信中，感慨過“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清人趙翼在《二十二史劄記》中，也論述過“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這就是說，“聖賢豪傑”與無恥、無賴、無所不用其極的“盜賊之性”，同在一個人的身上，是可能的。
我懷疑明代諸帝的這種無賴基因，是不是從開國皇帝朱元璋承襲下來的？一上台還透著幾分英明，幾分正確，但都堅持不多時日，便一百八十度地走向倒行逆施的反麵。這個埋葬在定陵裏的據說腿有點短的家夥，也逃脫不掉明代皇帝的通病。
你活著的時候，他忌憚你，一口一聲“張老先生”，循規蹈矩，知書識理，你以為替大明王朝，輔佐出一位中興之主。事實不然，你一旦閉上眼睛，你樹了無數的敵，就要跟你算賬，其中最可怕者，恰恰是昨天的有為青年，今天的無賴帝王。
無賴行徑，成為一個統治者的主流，治國就是一場胡作非為的遊戲。
張居正死的當年，朱翊鈞自毀長城，將薊鎮總兵官戚繼光調往廣東。張居正死的次年，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崛起關外。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清盛明衰的前奏曲。一個政權，旺盛是需要水滴石穿的努力，衰敗卻常常是轉瞬間事。特別是他搞掉張居正後的數十年間，瘋狂搜括，拚命聚斂，以致民亂迭起，蔓延全國，成不可收拾之勢。
明亡禍根，緣起多端，但總結起來，無非，一，內亂，二，外患。這一切，都始自於朱翊鈞這個無賴。曆史是無法假設的，若以上表所顯示的國家財政收入進展態勢，如果張居正的改革，不因其死而止，不因萬曆的感情用事而廢，不因繼其任者避事趨時而停頓；蕭規曹從，堅持改革，明王朝的氣數，不至於那麼快就完蛋的。
因為中國為農業大國，農業為國之命脈，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農業的生產周期短，以年計，隻要有休養生息、恤民安農的政策，有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的年景，用不了數年功夫，國家就會富足起來。更可貴的，是中國人所具有的耐受精神，乃漢民族綿亙五千年的最大支撐力。哪怕命懸一絲，稍有紓解，立能生聚出複興的活力。也隻不過經張居正十年努力，太倉存帑積至四百萬兩，國庫之充盈，國力之雄厚，為明曆朝之最。《明史》說：“神宗衝齡踐祚，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於富強。”這當然是張居正的改革奇跡，也是中國人一旦有了正確指引，民族精神就必能煥發的結果。
據陳登原《國史舊聞》，載林潞（此人約與方苞同時）的《江陵救時之相論》，竭力讚許這位改革家：“江陵官翰苑日，即已誌在公輔，戶口阨塞，山川形勢，人民強弱，一一條列，一旦柄國，輔十齡天子，措意邊防，綢繆牖戶。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歿，蓋猶享其餘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
從太倉銀庫歲入銀兩統計，也確實證實，即使在其死後，張居正的改革，還讓朱翊鈞當了多年太平天子：
朱翊鈞統治的四十八年間，張居正輔佐的前十年，有聲有色。此後的三十八年，這位皇帝漸漸與其祖父嘉靖一樣頹唐庸惰，無所作為，“因循牽製，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以至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每況愈下，直到不可救藥。（據《明史》）
神宗以後，敗亡加劇，光宗在位一年，色癆而亡，熹宗在位七年，政由魏、客，思宗在位十七年，換五十相，明末的這些不成材的皇帝，不亡何待？所以，萬曆死後第25年，大明王朝也就國將不國了。他的孫子朱由檢，被逼到景山上，那棵在文革期間鋸斷的歪脖樹，見證了朱明王朝的終結。
所以，《明史》對這位昏君，有一句精彩的結論：“明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其實，明代的亡國之兆，張居正一死，就出現了。
張居正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政治強人，因為事實上隻有他孤家寡人一個，以君臨天下的態勢，沒有同誌，沒有智囊，沒有襄助，沒有可依賴的班子，沒有可使用的人馬，甚至沒有一個得心應手的秘書，隻用了短短十年功夫，把整個中國倒騰一個夠，實現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圖。這種孜孜不息，挺然為之，披荊斬棘，殺出一條生路來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後人欽敬的。
但是，封建社會已經到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沒落晚期，不論什麼樣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製度如下墜的物體，隻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轉，這也是舊中國徒勞的改良主義者，最後逃脫不了失敗的根本原因。
不過，就張居正的改革而言，其傑出的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時，他的驕奢淫逸，恣情聲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後來人對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清《四庫總目》收其《張太嶽集》，提要評論他曰：“神宗之初，居正獨掌國柄，後人毀譽不一，迄無定評。要其振作有為之功，與其威福自擅之罪，兩俱不能相掩。”
對這樣一位複雜的曆史人物，這樣一位生前享盡榮華，死後慘遭清算的改革者，個人的是和非，還可以千古議論下去，張居正在曆史上給我們的啟示，便是這種對於改革的認知，這是他的永遠的價值所在。
從張居正的實踐中，我們知道，中國需要改革，如大旱之望雲霓，中國可以改革，如春風之德蕙草。舊時的中國是這樣，新興的中國更是這樣。
改革，中國的希望，這就是結論。
現在，除中國文學史家、中國戲曲史家外，絕大多數讀者，已經不大關注明代那位劇作家屠隆了。他是誰？他寫過些什麼？他的傳奇戲劇有些什麼影響和價值？都是無關緊要的事情了。但他與明代中後期的熾烈淫風，與隨之催生的文學濁流，那種互依共存的關係，倒是值得後人玩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