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集偽君子，假道學，正經麵孔，花花腸子於一身的朱晦庵，在思想領域中所起到的長期的消極作用，是為害甚廣，流毒甚遠的。如果說，漢唐時期的儒學，多少還有一點生命力，而宋以後，至明，至清，儒學，已是一塊毫無墒情和養分，毫無生機和活力，隻有板結和僵硬，隻有迂腐和迂執的死土。隻能起到窒息中國人思想，壓迫中國人自由的作用，都是朱熹和宋儒的罪孽。可憐數百年來，那些不能夠，也不允許，更無膽量去衝破桎梏，追求人性的知識分子，不作八股文，不作假道學，不作偽君子，何以為計？
於是，唐和宋，在中國曆史上，便是一個在思想上是放，還是收的分界線。
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有一次，與日本國池田大作談起華夏文明。這位日本學者政治家忽發奇想，問道：“閣下如此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給你一次機會，你願意生活在中國這五千年漫長曆史中的哪個朝代？”湯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說：“要是出現這種可能性的話，也許會選擇唐代。”
他為什麼選唐而不選宋，因為自漢至唐，中國人的基本主張，為放，向外看。自從程朱的儒學係統出現以後，自宋至清，中國人的大政方針，是收，向內看。雖然，元曾地跨歐亞，明曾屢越重洋，清曾大拓疆界，但絕無漢唐向全世界袒露胸懷的盛世氣度。湯因比，這位倫敦皇家國際關係協會的雇員，更願意居住在唐代，因為唐比漢，更是中國曆史上胡漢混雜，種族融合，與世界交往頻密，在文化經濟政治宗教各方麵更敢往外看的時期。中土人的大度和器識，西域人的剽悍和浪漫，所凝聚起來的這股敢想敢幹、敢作敢為的氣度，恐怕是湯因比心向往之的。
一個男人，有這份氣度，顯得豪邁；一個女人，有這份氣度，顯得美麗。一個民族，有這份氣度，顯得寬容；而一個國家，有這份氣度，必定顯得氣象萬千的發達。
漢以這份氣度，做大事業，唐以這份氣度，有大格局。然而，到了宋朝，休想再有這等大作為，大手筆了。為什麼，就是因為有了這些理應躺在太平間裏，卻大搖大擺的，吆五喝六的，像煞有介事而狗屁不是的，坐在尊位上的腐儒。
大師多了，本來就是痛苦，假大師多了，則絕對是災難。而假大師兼僵屍者多了，神州就該陸沉了。
顏元說得好：“秦漢以後，千百餘年，氣數乖薄，求如子路冉有亦不可得。何獨以偏缺微弱，兄於契丹，臣於金元之宋，生三四堯孔，五六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五六禹顏，乃前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定傾之功，下不見一可將可相之才，拱手以玉璽投海，以少帝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而若是乎？”（戴望《顏氏學記》）
朱熹，這位道學先生，對其本朝，究竟有何貢獻，真是大可懷疑。除了偷雞摸狗，拐騙兩個麗尼，心懷鬼胎，收拾一位豔妓外，別無任何裨益。所以，魯迅先生1934年給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中寫道：“我為了寫關於唐朝的小說，去過長安。到那裏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
嗚呼哉！不用說民國初年的長安天空，迥異於唐代，就連緊挨著唐代的趙宋王朝，那天空也被程朱理學的烏煙瘴氣，弄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從那開始，中國人不但失去了漢唐的大氣，生氣，靈活之氣，壯偉之氣，而且從此多了些要不得的犬儒氣，迂腐氣，偽君子氣，小家子氣，以及更要不得的陽痿之氣，閹寺之氣，苟且之氣，羼頭之氣。以致直到今天，以我所熟知的文學領域而言，陽剛之氣，大雅之音，振聾發聵的黃鍾大呂，汪洋恣肆的壯麗史詩，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魯殿靈光了。
因此，朱熹，包括二程，以及一切腐儒，對於中國文化的負麵影響，其後果實在是很缺德，很缺德的。
話說回來，這位聖人，跳出他自己挖坑埋葬自己的理學陷阱，僅僅作為文人的那一刻，他也不是一味愚執，一味僵直，一味跟鮮活的人過不去，要大家都朝木乃伊的方向奮鬥，成為死的活人，或者，活的死人的。有他的詩為證——
其一，是他眼中的自己：
長言三複盡溫純，
妙處知君又日新。
我亦平生傷偏迫，
期君苦口卻□□。
其二，是他眼中的世道：
十年浮海一身輕，
歸對梨花卻有情。
世上無如人欲險，
幾人到此誤平生。
他不是不明白，不是不清楚，但是，那張已成正果的偽君子和假道學的“朱顏”，要改也難。正如近半個世紀裏，我們充分領教過的“左派”偽君子，“革命”假道學一樣，隻好由他們頂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了。
明代的牢，是中國曆史上最糟糕的牢，明代的刑法，是中國曆史上最殘暴同時又是最殘忍的刑法。當獄門打開，透過來一絲光亮，見錦衣衛帥紀綱為他端過酒來，起初，他還真嚇得有點魂不守舍，以為是一盞鴆酒。腿一軟，馬上就反彈琵琶。“這，這，這……”囁嚅得都說不出一句整話。幸好，紀綱先啜了兩口，以示無礙，然後告訴他，賀你啦，解學士，永樂爺說，想不到你仍舊活在這個世界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