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探究深層結構時，我們試圖挖掘人性的開啟與整合的內容。大鬧天宮是表達作家對社會不滿想要打破現有秩序的一種強烈願望。眾多研究者從社會政治學的角度指出這一情節隱含著“農民起義”的影子。關心政治是曆代知識分子共有的情結，以致形成一種“政治無意識”，支配著作家的創作。這從他欲自封為“齊天大聖”的造反意象中，從“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奪權意識，從對君主昏庸、群臣無能的政治指向中，從統治階級采用的招安政策中，均可見出農民起義的原型。
從人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這也是對父權製度的反叛，對外在權威的抗拒，對人類自由的追求，對人格獨立的向住，對個體尊嚴的維護。所以讓孫悟空是一個天生的石猴，是一個“自然”之子，這就意味著他未被傳統父權文化的理性熏染。所以，他渴望自由，要求平等，要打破限製——空間和時間的限製，打破一切舊有的秩序。他漂洋過海找到師傅，回答師傅“一生無性”，“無父無母”，正說明他沒有“文化”傳承與習染，無父無母就可以無“禮”的約束。他之所以敢大鬧天宮，和作為“父親”象征的玉皇大帝作對，敢於大鬧王母娘娘的蟠桃會，其原因正在於此。因此他的“大鬧天宮”，正是對人類“童年”的展現，對“父親”權威的拒斥，對文明規訓的反抗。“天宮”在這裏是“文明”的象征，“父權”製的隱喻。代表至高無上的父權的玉帝的工作就是扼製對他的權力構成挑戰，對他的統治形成威脅，因此必然要發兵圍剿，並請如來伸手將悟空壓在“五行山下”。“五行”是秩序，“山”是權力，這“五行山”不僅要壓製身體，更是壓製其心——“五行山下定心猿”。玉皇大帝是“外在權威”的化身，如來佛祖則是“精神信仰”的象征，在培植人的觀念和服從意識中，二者缺一不可，不過當外在權力毫無辦法時，還需心理信仰來對其控製。所以要給孫悟空戴上緊箍咒，讓他曆經磨難達到“歸心”。人類“童年”的歡樂就此失去。
然而隨著曆史的發展與文明的勝利，人類逐漸忘卻了這種快樂，沉浸在這種權力的統治中。隻有想象才能告訴我們可能存在的東西，孫悟空不僅是對政治倫理的反抗，而且是對人類文明異化與文化壓抑的對抗。這一過程最終也是被規訓和整合了。
豬八戒的形象在當代人眼裏是師徒四人中最可親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豬八戒身上體現出的多重人格及無意識區域的展開。豬八戒形象的塑造突破了明清小說塑造形象的類型化模式，突破了人物道德化、符號化的樊籬，以善意的諷刺，提示出人類內心世界的真實麵目。
人性中自私甚至有點卑汙的一麵在道學家看來是要全力克服的，但在小說中卻表現為一種人性中的自然本能。因此八戒身上的弱點非但不醜陋，反而增添了真實感，呈現出八戒獨有的一份坦率真誠，使忘卻本能被理性壓製的人們看到自己的本真存在和客觀形象，產生強烈的親切感認同感。他的人性和動物性、利己思想和利他思想、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緊密交織，形成他貪財好色又淳樸直誠、憨厚蒙直又奸猾精細、意誌薄弱又吃苦耐勞的性格，這裏已不能用美、醜，好、壞等簡單的價值判斷。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八戒身上的動物性，代表“本我”，人性代表“自我”，神性則是“超我”部分。而最後，作家還要遵循了傳統文化的要求，讓他也成了神，擺脫了可愛無“禮”束縛的童年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