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擁劉反曹”這個大的主題觀照下，還有尚“忠義”、惡“奸詐”的人格價值觀。以“忠義”為核心的道德倫理觀念，是《三國演義》評價人物的價值坐標和判斷是非的行為標準。小說先以“宴桃園豪傑三結義”寫起，其目的就在於以此奠定整部小說的倫理架構。自此他們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通過這樣一個儀式，他們之間生死之誼和倫理關係確立——“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以至後來劉備循“小義”而絕“大義”，為關羽之死而伐吳，打破諸葛亮聯吳抗曹的政策，早早失敗。
劉備“吾不為不仁不義之事”與曹操“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是小說“尊劉貶曹”人格上的切入點。這也決定了他對曹操主要是從道德理論角度加以評價，因而雖對其事功不無稱歎，但在人格方麵卻頗多譴責，尤其對其盜名竊仁的行為，鞭撻更甚。
讚揚禮賢下士，知人善任的敬才、馭才觀。王夫之指出：“曹操之所以得誌於天下，而待其子始篡者，得人故也。”劉備得孔明前飄零屢挫，托足無地，“三顧茅廬”，以示誠意；自孔明出山後，“玄德待孔明如師，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事”（第38回），“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第39回）。這種魚水相諧的關係，正是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孜孜以求的理想的君臣關係：既是君臣又是師友。諸葛亮為報知遇之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和重視，是三國紛爭時代一個極為突出的特點。像曹操這樣位高權重、無情的人也不肯背殺像禰衡這樣的名士的罵名。餘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中指出：“知識分子之所以受到尊重，基本上是由於他們代表了‘道’。在各國爭霸的局麵下，王侯們除了需要知識分子的技術服務外，同時更需要‘道’對他們的‘勢’加以精神的支持。建築在赤裸裸的暴力基礎上的‘勢’是不可能有號召力的；政權多少都需要具備某種合法性（或者也可以說是‘合道性’）。”但曹操對知識分子並非簡單地以“道”馭之，更多的時間是以“勢”服之以“術”控之。作為知識分子更渴望被真誠地尊重而不是需要時用，不需要時被踢開。這也是小說“尊劉貶曹”的一個原因。但曆史給充滿“道”的理想的知識者的證明是：純以道馭人者常失之於“道”，而雜以申韓之“術”者則知人善任。曹操孫權雖多次被小說家批判，但文中明顯表現出來的是他們的馭人之術比劉備諸葛亮要高明很多。蜀漢最終的悲劇從人的因素看也是無可避免。
作家把曆史事件寓於“悲劇”構架之中。並不是曆史事件本身具有悲劇性，而是在敘事過程中充入特別的情感價值，當人們組合事件按照“悲劇”施加情節，曆史就以“悲劇”的形式被人記住了。《三國演義》正是以“悲劇”的類型來組織情節，從而表達對曆史的非理性發展的不解與批判，表達了道德理想主義破滅之後的傷感與哀歎。
《三國誌演義》還給讀者塑造了一個又一個鮮活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在民間文化中甚至被口口相傳，進入民間文化的所有形式，形成了豐富的三國文化，關羽、諸葛亮等更是被人們當作神一樣尊敬，論者頗多。